2011年11月1日 星期二

中國式佔領運動

中國的年輕人沒有佔領天安門,但他們正在佔領互聯網。這場運動和目前正在浸漫世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何其相似。

文/長平 2011/10/24 link

兩歲的小女孩悅悅在街上玩耍,被一輛麵包車撞倒和碾軋。她躺在雨水和血泊中,肇事車輛開走了。既沒有人攔住那輛車,也沒有人救助這個女孩。幾分鐘之後,又一輛貨車從她身上碾過,又開走了。同樣地,既沒有人攔車,也沒有人救人,直到一位拾荒的老婦人前來抱起她。

這裏並非荒野而是鬧市,在此期間,先後有18個路人從她身邊經過,有些幾乎擦著她的身體繞行,都視而不見。拾荒老人向旁邊的店主們討要一張能蓋住她的紙皮,甚至也遭到拒絕。這是一周前發生在廣州佛山的事件。

世態炎涼至此,讓人無話可說。我早已經羞於把中國和文明國家作簡單的比較,但還是會想起約莫一個月前,一位朋友在德國一個小鎮騎車摔倒在路邊,路過的行人和車輛都幾乎全部停住,人們立即上前扶助並打急救電話,救護車和警察迅速趕到。

我當然知道,這些德國人完全明白,除了一點點時間,他們什麼都不會失去。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那些從小悅悅身邊經過的路人,他們的生命正在被生活的 重負碾軋,生怕多管閒事會惹來無法承擔的麻煩——他們或多或少地聽說過,在大街上扶助陌生人,往往會被誣賴成為肇事者。往遠裏說,他們從小就被教育,不要 出風頭,不要勇敢,更不要相信陌生人。連自己家的房子被陌生人強拆了,自己的媳婦/老公被陌生人拉去做人流/結紮了,他們都未必敢反抗。

儘管如此,我在看了那段錄像之後,仍然無法接受他們面對一個血泊中的小女孩的冷漠。在這個日益墮落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應該反省和自救(底層社會通常被認為比中上層社會更具備這樣的品德和能力)。如果因為社會墮落而為冷血感到心安理得,那就近乎「平庸的惡」。

同時,如果逼人墮落的社會機制不能改變,這些反省和自救也無濟於事。因此,事發一周以後,我在微博中寫道:「人心和道德並非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是不變 的人性或本能,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我贊同對那十八個路人進行懲罰,但是(如果社會環境不改變)相信以後還會重復。就像我們抓了那麼多貪官,官場腐敗並沒 有多少好轉一樣。」

其中「懲罰」是一個不準確的用語,我本來想寫的是「譴責」。但是當我想要去改寫的時候,我發現「譴責」也不能表達我的意思,我希望是一個更嚴厲的 詞。我再看了一遍那段錄像,認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擦身而過的路人可能面臨起訴。他們需要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解,如果沒有足夠的理由,則可能面臨(哪怕是 輕微的)懲罰。他們之所以被網民原諒,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太不正常的社會。再說,譴責也是一種懲罰。於是就那樣發出去了。

沒想到我的那個詞引起了軒然大波。一連串的質疑向我湧來。比較溫和的網民,認為我鼓吹公權力越界。不客氣的網民,認為我的說法是納粹思想。更有網民挖苦我將去政府的研討會上拿出場費。我的幾個回復不僅沒有緩解,反而火上加油。

微博編輯乾脆貼上「支持立法懲罰冷漠路人」的標簽,拿去跟「反對立法懲罰冷漠路人」的觀點進行PK,結果引來更多對我的質疑、反對和攻擊。從一開始 我就意識到,除了少數刻意攻擊者之外,大多數質疑我的人提出的觀點,正是我自己也竭力主張的,比如反對濫用公權力,保護個體權利,警惕政府部門以道德綁架 普通民眾,從而掩蓋和推卸自己的責任。我被當作自己反對的對象,有我自己的原因。於是,這場爭論以我收回所有的話並道歉而結束。

我沒有充分意識到,在這一周之內,主流媒體已經對冷漠路人做了很多報道,表達了足夠多的悲哀和憤怒,網絡中有微博還發起了「拒絕冷漠」倡議活動。這 些主流媒體的活動,從一開始就引起網民的反感。隨後政府官員出面譴責路人,有關部門倡導「見義勇為」大討論,更讓網民覺得,人心潰散、社會墮落明明是官員 們胡作非為的結果,卻要順勢怪罪到老百姓頭上。「以德治國」是一種拒絕法治建設的老把戲,何況由無品無德的官員來主導?

更重要的背景是,從有了互聯網開始,中國網民就展開了頑強的抗議活動。從BBS到留言評論,從博客到微博,網民們利用僅有但又無限的網絡空間,對政 府和權貴階層表達不滿和抗議,進行抵制和對抗。隨著網民數量越來越多,越來越少的政府政策得到人們的認可。越是義正辭嚴的領導講話,越會遭到網民的嘲諷。 同時,更多受政府控制的主流媒體和網站,也成為網民們嘲弄、鄙視和唾棄的對象。

政府一方面掌握著不受制約的地面權力,一方面還雇傭大量「網絡評論員」(俗稱「五毛黨」)來搞「地下工作」,對普通網民的意見進行反駁、攪混和瓦 解。這使得網絡「敵對情緒」非常嚴重。人們對政府的反感、對濫用公權力的警惕極度敏感,但凡有涉嫌為政府說話的人,都會遭到無情的攻擊。無數網民憂心如 焚,稍有不慎就會被狡猾而無恥的政府利用。這些看似非理性現象的背後,有其自身的理性,那就是面對強權的決絕姿態。

很多時候,網絡的反抗並沒有明確的目標,也沒有固定的組織者,沒有確定的意識形態,更沒有穩定的資金援助。它們往往以惡搞甚至謠言的形式出現,主要 起瓦解而不是建構的作用。網民們不一定知道自己要什麼,但是知道自己不要什麼;不一定知道將來怎麼做,但是知道現在不怎麼做。他們使用人肉搜索、辱駡、株 連等等「正常社會」未必光彩的手段,來尋求通過「正當渠道」得不到的正義。

通過對自己這一次微博遭遇的反省,我才意識到中國網民早就掀起了「佔領」運動。中國的年輕人沒有佔領天安門,但他們正在佔領互聯網。這場運動和目前 满世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何其相似。一開始,精英階層和主流媒體對此烏合之眾般的聚眾鬧事嗤之以鼻。很快,他們意識到這是一種新型的社會抗議運動,不得 不嚴肅對待。

一些社會精英嘲笑「佔領華爾街」的年輕人,說他們不像自己年輕時參加反戰運動那樣,有鮮明的主張,有良好的組織,還有深刻的理論。且不說他們是否美 化了自己的青春,單是如今社會的亂象,就足以讓年輕人對他們的成就不屑一顧:既然你們「波波族」幹得那麼好,世界又被誰弄成了這樣?

以舊道德、舊秩序、舊理論和舊方法去審視新運動,問年輕人想要幹什麼,建議他們怎麼幹,難免會自討沒趣,踏空甚至跌倒。沒有傳統意義的目標、組織和 策略,也許正是他們自己的目標、組織和策略。被華爾街大佬們組建得過度精巧的那個資本主義結構,已被證明在經濟危機中如何無能為力。

中國互聯網有著更強大的顛覆力量。舊有的話語體系、知識譜系、權力結構、社會組織乃至情感方式,都有可能面臨重新洗牌。如果你要問新的世界如何建 設,也許你的提問就錯了,新的世界就是重新洗牌本身,一直一直都在洗下去,再也沒有聖人天子出來一統天下、萬民得以休養生息的時候。真正的安居樂業,只能 發生在不停的洗牌過程中。

從我前面敘述自己的遭遇中,讀者也能看得出我的一絲隱憂,那就是目前的中國網絡空間過度緊張,煙霧彌漫,戰火紛飛。我認為這是一個被政府扭曲了的非 正常空間。我不會烏托邦地幻想,有一天我們能夠走到討論問題的世外桃源,那裏全部都是自由而善意的言論。但是,我還是希望前面等待著我們的,是一個可以自 由呼吸的正常社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玆支持「佔領華爾街」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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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玆(Joseph Stiglitz)偕同為《紐約時報》撰寫專欄的經濟學者麥德瑞克(Jeff Madrick到紐約自由廣場公園(Zuccotti Park),為聚集在那兒參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民眾打氣,並發表了談話。由於紐約警方禁止抗議民眾使用麥克風,為了讓坐在後方的民眾也能聽清楚談話內 容,只得請前方民眾大聲複誦每一句談話。斯蒂格利玆嚴厲批評了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寡頭使用不當手段掠奪人民的資產,在搞出禍害全球經濟的金融危機後,又迫使 他們收買、御用的美國政府非但不追究他們的責任,還力保其巨大的既得利益。為幫助讀者了解,我們擇要譯出斯蒂格利玆與麥德瑞克的談話重點。──編者

斯蒂格利玆一開場便批評紐約官方在星期天也不准抗議民眾使用麥克風是不民主的作法,令人難以忍受。他說,七月他在西班牙也到現場去支持抗議的群眾,可用擴音器對群眾發表談話,而這回紐約警方卻拿胡椒噴霧器對付抗議者並加以逮捕,顯現了不民主的作風。

接著斯蒂格利玆回歸正題說:「在西班牙那兒的抗議群眾被稱為“憤怒者”,我對他們說 ‘你們憤恨難平是理所當然的’。事實是這個體系出了亂子。我們還有那麼多的需求要滿足,卻有那麼多人失去了工作,這是不對的。有那麼多無家可歸的人,我們卻把人民逐出他們的房子,這是不對的。

我們的金融市場須發揮一個重要的作用。它們本該配置資本並管理風險,卻錯置資本,引發風險。我們正承受它們胡作非為的代價。有種體系把損失攤給社會,得利卻由私人享有。那不叫資本主義!也不是市場經濟。那是種紐曲變形的經濟,我們如果繼續與這種體系共存,就不會有經濟增長,也無法創造公平正義的社 會。」

麥德瑞克接過話說,華爾街的銀行家靠開發出許多總有一天要出問題的高風險金融策略,每年拿回大把的紅利。「然而他們知道,在那些投資出問題之前,他 們能取回他們的錢。經濟學家稱此為‘不對等的激勵’。你冒風險賺了錢,但一旦這些策略不靈了,損失慘重,卻沒有人能從你口袋拿走錢。那就是華爾街核心問題 中的一個。」

斯蒂格利玆說:「銀行幹的事中,有一樁就是利用我們都知道的掠奪式貸款坑害最窮的美國人。曾有人想阻止這種勾當,但華爾街運用他們的政治力量擋下了會阻止他們的人。」

麥德瑞克順著話題說:「實際上,聯邦調查局曾告訴政府當局,2004年的抵押貸款市場充斥著詐騙勾當。華盛頓與美國聯邦準備銀行有權力可處理這個問 題,卻無所作為。劣質的房屋抵押貸款越多,掠奪式貸款也就變得越糟,而主管當局,我直指其名,特別是聯邦準備銀行主席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卻得以光榮退休。」

斯蒂格利玆說:「再談兩件事。金融泡沫破滅後,華爾街的銀行家繼續我行我素地違法──把人民趕出他們的房子,甚至在有些人已身無分文時也照幹不誤。 權利的對稱關係已遭到扭曲。我們明知貸款會再恢復,還是為銀行紓困。這只會讓銀行家重獲紅利!我們若不處理這些違反競爭的作法,不對付濫肆放貸與投機的行 為,不讓金融恢復它應發揮的功能,我們就不會有強健的經濟。」


1848、1968、2011 - 佔領華爾街的無政府主義淵源

2011年10月16日 明報


Wrecked cars and cobblestones baracade a street in Paris. 13th May 1968


佔領華爾街的無政府主義淵源

甘地說過,一個反抗運動通常都會經歷,「最初敵人無視你,然後他們取笑你,跟他們認真跟你鬥,最後你便贏了」的幾個階段。佔領華爾街運動,只花三兩個星期便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它能否獲得最後勝利,當然還言之尚早。不過很多老土中坑評論員都批評佔領運動目標訴求不清晰,很難進一步發展。

年初突尼斯和埃及年輕人上街推翻獨裁者,到今天仍被質問他們為何對未來要有什麼政制、應該由誰執政等沒有具體訴求。問這種問題的人,其實都是功利市儈的國家主義者,視野中除了國家權力之外便一無所有。他們以為社會運動必須要爭取具體的政治制度或政策、支持某個政黨候選人當選,才算目標清晰。

這種以國家政權為導向的社運觀,自十九世紀末開始成為世界各地革命/改革運動的主流,匡限了我們的想像力一百多年,令一代又一代的理想主義者,最後都變成不會造夢、只懂計算席位實利和保住權位的政客或社運官僚。

今年的中東茉莉花革命、歐洲的公民抗命風潮、和現在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各有特定議題,但都同樣體現了年輕人對國家主義的否定。他們鼓動風潮、創造革命形勢,逼使政客回應,卻十分小心地確保抗爭不被政客騎劫(佔領運動從沒乞求民主黨支持,急於跑到華爾街抽水的民主黨人,卻往往熱臉貼個冷屁股)。他們不斷動員、不斷抗爭、永不滿足,任何政黨都難將他們收編(埃及革命至今仍在升級擴大,只是主流媒體早失興趣)。要了解這一波青年抗爭的歷史意義,便要先了解世界革命/改革運動歷史中國家主義的興衰軌。

1848年的革命與反革命

十九世紀初歐洲剛進入工業資本主義、現代國家權力剛崛起之時,反對資本主義與國家暴力的運動遍地開花。起初這些運動的形式多姿多彩,有跑到工廠砸機器打完便走的、有歸隱田園建立共產小社區的、也有手工業者聯合起來自助自管的。後來這些多元激進力量匯流而成波及整個歐洲大陸的1848年革命,試圖推翻各地的殘餘王權。

各地革命在贏得統治階級的些少妥協後,即遇上殘酷鎮壓。在隨後的十多年,歐洲各國的反動力量進行浪接浪的反撲,如法國路易波拿巴的帝制復辟和普魯士的卑斯麥專政。革命進入低潮後,不少進步知識分子將失敗歸咎於當時各種社會運動理想有餘、組織不足,在資產階級的強大國家機器面前不堪一擊。他們主張要改造社會,便要建立起中央集權、紀律嚴明的群組織,自下而上地奪取政權,然後利用國家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動社會變革。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們洞悉先機,在1848年革命還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已經出版《共產黨宣言》,鼓動全世界無產者組織起來向資產階級奪權。今天看來,《共產黨宣言》最有趣的,並非前半部分的分析與綱領,而是後半部對各流派社會主義,包括封建社會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小資社會主義等,長篇大論的批判。這些在馬恩看來十分騎呢十分不濟的運動,其實正代表了1848年前反資本主義多元自發抗爭的豐富傳統。世界革命運動走上國家主義的軌道後,運動領袖便不斷引導我們將焦點釘在國家權力之上,並遺忘這個曾盛極一時的豐富傳統。後來德國的伯恩斯坦與馬恩路線決裂,放棄革命而主張通過議會鬥爭進行社會改革,本質上亦離不開利用組織化、科層化政黨奪取政權的基本主張。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不少歐洲國家的左翼政黨亦開始通過選舉分享到權力。二戰後從歐美到東歐俄國、再到新崛起的第三世界,執政的盡是各式各樣的革命政黨或社會民主政黨。始於1848年的左翼運動政黨化,終於收成正果。

但這種國家主義的革命/改革運動成功之時,也是它墮落之始。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黨一執政即淪為無法無天的新壓迫階級不用多說,就連西方的社會民主政黨玩選舉玩多了,也變成金主大過天,與其他腐敗資產階級政黨無異。

1968一代的局限

1968年的全球青年激進運動,展開了對這種以奪取政權為本的舊式左翼運動的批判。由布拉格到巴黎到柏克萊,年輕人的怒火由越戰和蘇式暴政引爆,再蔓延成對戰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體制的激烈否定。他們繞過政黨與舊社運組織,自發地佔領街道、佔領廣場、佔領工廠、佔領校園。這些年輕人在摒棄舊式社運之際,重新發現了被邊緣化達一個多世紀的巴枯寧與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互助主義思想。之後發展出來的反文化運動、青年公社運動,以及一連串還繞在性別、性取向、環境等各種議題的新社會運動,即在不同程度反映了這種自主自立和反國家主義的傾向。

1968一代的局限是,他們不少在口頭上超脫了政黨政治的同時,仍對舊有的進步政黨藕斷絲連。例如美國不少新社運團體到了八十年代,已失去原初的動員活力,而成為寄望於民主黨的利益團體。又例如德國當初具有強烈反體制色彩的綠黨,在八九十年代不斷擴充議會地盤之際漸漸迷失,也蛻變成另一個充滿功利計算的政黨,在近十年更在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先後與社民黨和右翼基民黨組聯合政府,因此被譏為大政黨的綠色花瓶。

而1968一代最激進的一翼,更是將希望寄託在中國文革、越南、赤柬等第三世界革命運動之上,以為它們是蘇式官僚社會主義之外的第三條路。但當這些烏托邦謊言被一一揭穿之後,寄情在這些謊言上的理想青年即變得消沉犬儒。八十年代起中國全面走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崩潰、美國民主黨與歐洲左翼政黨在新自由主義巨浪前迅速向右轉。1968一代到了九十年代,已經氣數已盡。

全球八十後的覺醒

但一代人退場,又到新一代人走上舞台。全球各地的八十後,成長於傳統左翼政黨政治已經傾家蕩產、無可依戀的年代。全球市場的自由化和各地經濟的金融泡沫化,又在他們面前展示出一個他們的父母輩永不能理解的不確定前景。這一代人在這一個特殊的時代靜靜觀察世情,慢慢憤怒了,終於透過1999年的西雅圖反世貿示威完成了他們的成人禮。在隨後十年,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運動各自精彩,到處扎根,更慢慢匯聚成以巴西Porto Alegre為大本營的世界社會論壇網絡。

不少知識分子試圖理解這十年間新自由主義與反新自由主義的辯證抗衡,並為未來的行動指出各種可能。在芸芸著作之中,被視為最能掌握當下時代精神和最被抗爭者認同的,莫過於大家都不會陌生的,由Michael Hardt與Antonio Negri合著的三部曲《Empire》、《Multitude》、和《Commonwealth》,以及由「隱形委員會」編著的小冊子《The Coming Insurrection》。當中Negri乃六十年代意大利工人自主運動的旗手,「隱形委員會」則強調他們師承六十年代結合前衛藝術與革命行動的法國處境主義運動。這兩個六十年代的運動流派,均有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色彩,既反資本主義,也反國家權力,更鄙視政黨政治,主張在日常生活的每個環節實踐民主,對抗強權。

如果說1968年革命是1848年以前各種自主反抗運動的回魂反撲,那2011年,便可能是1848年以1968年為中介的再次回魂。這次回魂,會把我們帶到何方?它引發的連鎖反應,將會帶來一個更人道的新時代,抑或會再次幻滅,等待下一次回魂?這些問題,已超出了思辨邏輯可以解答的範圍。全球佔領運動,亦已進入實踐即理論的階段。講多無謂,行動最實際!

伸延閱讀﹕

Samir Amin 1990. Transforming the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World-System. Monthly Review Press.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2011. Commonw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nvisible Committee 2009.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Semiotext(e)

Immanuel Wallerstein 2011.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V: 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191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文 孔誥烽

編輯 梁詠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