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肥地產商的金融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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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特約記者 原人）
佔領中環，延續美國佔領華爾街的運動，針對是金融霸權。香港不像美國般，需要政府拯救金融界，也沒有花納稅人錢給金融巨頭分花紅，竟然香港的金融霸權在哪 裏呢？本地大眾對金融界的不滿，大都在強積金和股票市場的不公平，如︰雷曼債券和亞洲果業的事件，掠去不少市民的血汗錢，而股票市場錯誤頻生，政府和監管 機構至今並無道歉，亦無吸取教訓，善後和改善過去的不足，股票市場的依舊漏洞百出，更變本加厲。早前，歐債危機傳來好消息，升市頻頻，原為集資發展實業的 股票市場，卻淪為澳門式的賭場，投資銀行與散戶的對賭天堂，牛熊證這類短炒為主的投資工具比重更屢創新高，這星期更曾佔近一半的大市總成交額。

香港金融霸權無處不在，不單純是強積金式的強制納糧，最重要他們是地產霸權的幫兇，尤其是銀行業。他們協助地產商的法門，不外是資金和利率。

金融業不是依附地產霸權，而是唇齒相依，缺一不可。現時的市場看似自由競爭，實際是零和遊戲，強者越強，弱者越弱。

錢從何來呢？

公平只是包裝，危機中，銀行扮演造王者，誰分配到資金呢？誰獲得資金，誰可壟斷土地市場。

早前，全世界陷入資金缺口，而國內更首當其衝，發生溫州為主的欠債事件，銀根短缺，本地財金界都大為緊張，但聰明的地產商卻能從中獲利。

香港人的存款一向偏高，根據2011年（6-10-2011, AM730, 胡孟青），儲蓄率達25%，相對美國只有2%，這也可解釋為何面對金融危機，港人較冷靜和從容。大量港人存款，換來只有更低的回報，就算15萬元存款，也 只有0.01%的利息，幾近沒有收入，而大陸同時輸入的通脹，存款往往被形容為貶值，不少市民被迫走進股票市場，找回失去的金錢，對於不想或不願冒險的市 民，將錢存在銀行依然是穩定的選擇。大量的存款，對銀行而言，是低廉資金供應，對外借貸，基本上是無本生利。

歐洲危機濃罩下，對經濟環境極敏感的地產業，視我們的存款，為他們的續命丹。沒有銀行，金融危機中，世界和中國在資金短缺的情況下，地產商無法運作，資金的流動，尤其是現金，往往決定土地誰屬。

厚此薄彼的造王者

大地產商一直都受銀行支持，獲得更低和更優惠的利率，造就他們在市況低迷下，奪取心儀土地，更無往而不利。負債表中，可見到兩者在財務上的差別，長實的負債比率只有3.4%，相比中型地產商嘉華國際負債比率達52.6%，而另一間較大型的地產商英皇國際47.3%。

本地兩大龍頭地產公司新鴻基和恆基地產，分別在本年4月和6月獲得本地銀行為主力的銀團貸款（即是數間銀行和金融機構借出的貸款），以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HIBOR)加七十點子，借入167.5億和100億。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加七十點子，是多少的利率？以恆基的例子，是0.965厘。 0.965厘的息是貴？還是便宜呢？

同期，嘉華國際在2011年6月的獲得14.7億銀團貸款，只及兩大龍頭貸款額不足15%，而它的利息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加148點 子，即是1.48%，風險利率是倍於大地產商，貸款規模更是無可比擬。資金的傾斜，亦影響發展的成本，間接衍生地產霸權的壟斷。

近日，市場最矚目地皮莫過於南昌站上蓋物業，去年5月以6500元的呎價高位招標失敗，結果本月新鴻基地產以118億，平圴4468元的呎價成功中標，相隔不足1年，地價大跌三成，為何會相差這麼遠呢？

地皮招標初期，收到13家財團的意向書對該項目表達興趣，招標時只剩下4份標書。首次招標失敗後，政府就上下其手，在7月更改招標的補地價方法，要 求中標地產商需在中標後，付上一大筆的補地價，加上劃一分紅5%利潤給地皮所有者港鐵公司，相比之前中型地產公司會以更高的分紅吸引地鐵和政府，不用立即 付上補地價數以百億計的龐大資金，現在的新補地價安排，結果讓資金較充裕的地產商成為勝利者。

資金短絀環境中，大地產商獲得銀行的支持，容易在優惠利率下，獲得巨額貸款，中小地產商只能眼白白目送這類少有的市區大型地皮。

多財多得的金融邏輯

銀行對大地產恩寵有加，有時也會愛屋及烏，近20年，地產商整體的利息支出越見減少，由1997至98年最高峰26%一直下降到近年不足5%。他們的利息支出跟我們相比又相差多遠呢？

剛才提及新鴻基和恆基地產的銀團貸款，息口不足1%。先不說超過30%利息的信用卡利率，而大學生的非入息審查貸款也要超過4%，4倍的相距，地產 商比學生跟政府借錢還要便宜，不知是否反映政府眼中，教育和地產產業的風險有差距，與建房子相比，教育也是危險的投資，所以窮學生也要捱貴息。除了學生， 各位供樓市民也會非常羨慕地產商，匯豐銀行按揭的利率也近3厘(2.9%) 。

為何地產商獲得如此厚待呢？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的話可見端倪，他說︰「住宅按揭貸款佔本地使用貸款金額達到32%，是最大的單一貸款組合」(11-6-2011,明報)，如果加 上物業投資的貸款，2011年第一季的數據，地產業相關的貸款佔所有貸款的57%，達16.9兆港元，其他行業貸款額則不足一成(見下圖)，同樣數據在 1997年只佔48.2%，可見地產發展近年對銀行更加吃重，對本地經濟影響力更大。資金投放在大地產商也反映我們經濟為何是單一，銀行的資金有限，地產 業大量吸引貸款，現在資金短缺下，中小企、製造業更難借到足夠資金發展，結果資金走向決定經濟模式，除了地產外，香港已是一池死水，其他行業額款額只是小 巫見大巫[。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月刊

循環不息的資金

現在金融和地產商，建立牢固的霸權，互利共生，各從市民吸取所需。市民存錢入銀行，他們只向存戶提供極低的利息。大量資金又借予大地產商，他們因資金優 勢，在經濟低迷下，又可大手購入廉價土地，再等市道復甦，建築樓房又轉手賣給市民，結果市民以高息按揭買樓，成為銀行的財源。

我們說打擊地產霸權，先要疏理金融和地產的聯盟關係，他們牢牢地把香港人釘在房子和按揭中，當你以為自己為地產商打工，買下一間30年期的房子時， 實情是每月的還錢給銀行的按揭。低息的年代，望着3%的按歇還可活下去，政府估計，利率抽升，供款就會佔收入的61%的支出，人為樓死，誰是勝利者？當然 是金融和地產這頭雙頭怪物。

參考資料︰
5-9-2011,明報, 銀行水緊 押地借兩成也被拒

21-6-2011, 明報, 恒地銀團貸款 加碼至100億

11-4-2011, 新浪, 新鴻基地產簽167.5億港元5年期的銀團貸款協議

• 專欄文章

通識導賞﹕更多中環可以佔領

【明報專訊】「一群年輕人正在佔領中環，地點就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的通道，

有大學老師更特意帶學生到那兒去上課。

其實，每逢假日，外傭姐姐都會佔領中環，她/他們席地而坐，在城市的金融心臟野餐跳舞聯誼，

將平日難得停留只有汽車和中環人來去匆匆的偌大空間還原為公共，

形成一道香港獨有的風景線。

政府總部搬到海邊，原本承諾開放給公眾休憩的大公園，被揭發貨不對辦；

偌大的中環，難道只能容得下漫畫家小克筆下的一座座冰冷如機械人的金融巨廈？

還剩下幾多公眾可以佔領的人氣地方？這裏我們來檢閱一下。

99％人，只剩1％生活空間

中環的公共空間，本來不少。曾經在中環政府山上過班的學者陳雲指出，港英時期所經營的中環，由山上的兵頭花園（現稱動植物公園）開始，往下數是港督府、政府山建築群、匯豐總行地面廣場、皇后像廣場、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天星和皇后碼頭，由半山伸延到海旁都是公共地方。回歸後，政府總部加上鐵欄圍繞，公眾不再能自由進出；天星碼頭和大會堂一帶最草根的空間被推土機破壞得體無完膚，與政府合署西座一樣即將變成商業用途。

原本連綿大片的土地，被霸道的金融大樓和巨型商場切割得分崩離析；商業建築之間由一道道天橋連接，形成香港獨有的都市風景，卻架空了庶民街道生活。陳雲形容這是「管道社會」——點與點之間由管道接駁，人們被迫由一個目的地快速移往另一個目的地，行色匆匆，沒有停留的地方，不利示威集會等公民活動成形。

隨商業發展而來的一些補償性公共空間，如交易廣場平台、IFC商場天台花園、長江中心花園等，由私人地產商委託公司管理，一方面裝修得過分光鮮亮麗，令公眾不知道這是公共空間，怯於使用；另一方面保安手段苛刻得多，「在康文署直接管理的公園，他干涉你，你可以據理力爭，問他是依據《公園條例》哪一條來執法；私人管理的地方，保安員不准你坐、說你阻礙通道，都可以推說是上頭的意思。所以政府其實愈來愈傾向委託地產商管理，不用上身，是九七後刻意令公共空間萎縮的陰招。」

公共空間要有人用，才能體現其社會價值和意義。佔領中環行動也許正要喚起這種覺醒——在中環這片金融核心區，1%的人不止掠奪了99%的財富，更運用這些財富將珍貴的土地資源通通私有化，令那99%的人口只剩下1%的生活空間。

天橋當道 宰割街道生活

行人天橋系統由中環大地主置地公司於1970年代建立雛形，連接當時新落成的康樂大廈（今怡和大廈），與其他置地物業如遮打、歷山、太子大廈和文華酒店。1980年代初，交易廣場落成，政府建天橋連接置地的天橋系統，並向西連接當時的中環碼頭及上環信德中心；93年再擴建，經恒生總行大廈接駁至新落成的半山扶手電梯。1998年，IFC一期及機場快線香港站落成，部分沿干諾道中興建的行人天橋被拆卸，改為連接IFC。2000年後，政府再興建新天橋連接環球大廈與交易廣場，與1973年置地所建連接遮打大廈與怡和大廈、郵政總局的首條天橋並排而行。另外，皇后大道中的渣打銀行大廈和中匯大廈，亦興建了行人天橋連接置地物業，成為天橋網絡的一部分。

天橋系統的建立，主要因為中區交通繁忙，尤其干諾道中路段，完全實行人車分隔，提高行人與汽車的流動速度與安全性；商廈之間的小型天橋則方便租戶與消費者。然而，利用高架天橋連接商廈和平台花園，令行人與街道生活割裂，無法建立感情聯繫，亦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陳雲舉例，由中環核心區連接新天星碼頭的天橋、金鐘連接新政府總部的天橋，地面空間其實人流與車流都不繁忙，建天橋旨在將空間切割，像中世紀的古堡一樣，只要收起吊橋就可阻斷人民接近，或透過封鎖天橋將示威者與其他民眾徹底孤立。這種設計在民主國家的公共建築規劃是絕不會出現的。

噴水池阻集會

噴水池是另一種空間切割的萬靈丹。IFC商場對出的交易廣場平台、皇后場廣場、遮打花園，都有大型噴水池的存在；平日途人可以在池邊聊天閒坐，但示威集會時便會發覺，噴水池佔去了大部分空間，無法容納太多群眾，容易跌落水池成為落湯雞！另外，交易廣場平台的設計，有不少高高低低的石牆和地台；遮打花園被走廊與水池劃分成不同小區，令民眾集會時難以互相望到事件發展，都是空間設計上一些較為柔性和隱性的控制手段。相比起來，外國的國會、市政廳門口一般都會有視野遼闊的大廣場，只有一個噴水池在中央，其餘都是可供民眾聚集的空地。

由於鄰近立法會大樓，皇后像廣場和遮打花園多年來是社運抗爭的熱點。但陳雲預計，隨着立法會遷往新政總，因大樓將改為給最高法院使用，而在尊重法治的社會裏，政治活動不應干預司法，此地的社運角色將會衰落（可能還會有個愛護香港力量前往反對大家擁有司法覆核權吧！）。

天星社運搖籃

1960年代起港英政府為了將香港經濟轉型向工商業發展，着力經營「開放社會」，提高政府透明度，鼓勵民間認識和參與社會事務。電台phone in、城市論壇，官員落區講解政策的習慣都是那時出現；主要目的是令封閉的華人社群改變事事私下解決的習慣，學習配合社會制度、相信司法機關和找政府機構解決問題，建立與現代化社會的聯繫。

當時的天星碼頭一帶便是這種初期公民生活的搖籃，大會堂經常舉辦文化節目、關於現代社會的論壇講座，節目完結後人們便到愛丁堡廣場和碼頭一帶聊天討論，再坐船回家。那年代能凝聚一批對社會事務有激情的人，都拜這開放的公共空間之賜；著名的66年天星小輪加價騷動，及其他很多社會運動都在這裏發生。

自從天星、皇后碼頭被拆，此地不再成為交通樞紐，已變得人流冷清。郵政總局亦即將面臨拆卸，政府說它的保育價值不高，但它和旁邊大會堂的建築設計簡約樸素、無權威感，將該處連同新填海區變身為高檔商場，可說是以金融價值消滅了1960年代「開放社會」的象徵。

匯豐 碩果僅存的自在

位於政府山下的匯豐總行，位置可說是港英時期公共地帶的中心點，地面廣場屬公共空間，兩邊無商廈，街道活動因此沒有被天橋消滅，是中區難得有大批行人過路的地方。陳雲認為「路人甲乙丙」往往是運動成功關鍵﹕當年布拉格之春能凝聚到強大力量令共產黨倒台，因為他們在一個四周都是民居的廣場上示威，人們可以在家中、在日常生活裏目擊和談論事件，示威者可以直接帶動市民反應和感情投入，重要時刻由附近的民居擁出數十萬人上街，阻止坦克車開入廣場鎮壓。「Magic就是要在地面，有行人、有街坊圍觀和加入。與街坊隔絕了的示威只能成為media event，永遠只動員到同一班核心分子，那是經過消毒的公民生活。」

在中環活動的人大多有一個明確目的地，上下班、吃飯、購物，匆匆而過；匯豐總行地下是中環少數位於地面而又能讓人稍事停留的大型空間，附近有巴士電車站，旁邊有公園，也有小販檔和公廁，是個相對容易持久留守並讓大眾目擊事件的地方。

長江公園安樂?

另一個因為修整得太美觀而被忽略的公共空間，就是長江中心花園。窄長的走廊沿石級步上去別有洞天，平時只有熟路的中環人會在這裏吃飯盒和休息。今年4月公民黨特意號召在此進行連續3天的「瞓街」行動，其間舉行地產霸權研討會和預算案論壇，藉此讓更多人知道這處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地方。採訪當日恰好有人在麻石上躺臥，安樂地睡午覺，除了我們的攝記立即舉起鏡頭外，一名匆匆走過的「西裝友」亦忍不住停下來掏出小相機，拍下這道難得的中環風景。

文 林茵

如果我們還有想像（未來） ── 一份支持佔領的聲明

2011-10-19 許煜 link


還記得佔領開始當天，電視新聞訪問了幾位左翼人士，他們說佔領並不是要消除金融業，而只是要改變資本主義當前的狀態。這聽起來很合情理，因為我們都知道香港是金融中心、金融是香港最重要的經濟支柱；如果香港失去了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計其數的外資公司會撤出香港，而近乎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也會相繼失業。可是，這最危險的地方是它意味著一種犬儒式的矛盾﹕拿著「打倒資本主義」的牌匾卻聲稱並不是要「打倒資本主義」。這種矛盾令人沮喪﹕我們幾乎完全地喪失了想像── 一個開放的未來的想像。當右翼以及改良主義者不斷地攻擊佔領者﹕你們到底要甚麽改變？而事實上往往也是﹕我們其實都不知道。這不但不是一個問題，而且是必須堅持的東西，因為只有不知道才能引導我們到一個新的、理想的地點﹕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巨大的轉變，而下一步應該怎樣，其實現在並不需要，也不可能知道。

我們的想像早在很多年前己徹底屈服於一種民主資本主義的一種意識形態，我在這裡暫稱之為「自由意識形態」(liberal ideology)。「自由意識形態」所堅持的是幾個很簡單的公理（axioms）﹕自由、公平、民主。我沒有否定它們，就好像太陽從東邊昇起一樣；但它們最多只是簡單的邏輯而已，而我們必須要進一步理解的是辯證（dialectics)。辯證並不是哲學常識裡的正反合方程式 （thesis + antithesis = synthesis），而是事物內在發展的矛盾。我並無意要冒犯雷曼苦主，相反我很同情他們，然而我不得不在這裡以他們作為例子。在十月十五日的論壇上， 一名雷曼苦主上台發言，他最後呼籲的是炒樓、炒股票都沒有所謂，最重要的是一個公平的市場。這看起來似乎合情合理，而且迎合先前提到的自由意識型態，但問題是如果炒炒賣賣可以被容許，怎麽可能出現一個公平的市場呢？

人們太容易將這些公理當成真理的全部，卻不知道我們最多只是談論最表面的東西，而這危險的地方就是它們將我們陷入一種意識形態裡，以為那就是目的地；但更危險的，是它讓我們看不到意識形態的另一個特點﹕它必須否定(negate)自己──這也便是「邏輯」和「辯證」的分別。這個否定，幾乎是所有資本主義生存的原則：它只有否定自己才能進化。故此，當無政府主義者掉以輕心，就很容易變成紋有大麻葉、佔屋自樂的嬉皮士；當綠色抗爭者不留意時，就會變成為很前衛的小資產階級，以購買有機農產品為樂。歷史上，一九六八年的法國學生運動所帶進來的「藝術性的批判」（critique artistique），也為資本主義提供了自救的能量[1]。我不是以一個犬儒的姿態去否定所有改良的、進步的東西，而是要求一個全面的批判 （total critique) 或者日常生活的批判（critique of quotidian life)；它容許我們去發展新的想像，而不是永遠生活在既定的公理裡面[2]。

現在我們可以有無數的訴求，正如雷曼苦主、外勞、工會等等，這些是必要的，也提供了多方面的批判。不過，對於期待更深遠的人，我們必須坦白地承認， 我們其實沒有一個很確切的目標。因為任何這樣的目標（除非是打倒資本主義），最終只是修修補補而已。一個最佳的例子就是二零零八年歐美各國注資銀行，表面上是一些凱恩斯主義的姿態，但骨子裡仍是為了保存新自由主義。故此無論是奧巴馬、卡梅倫，抑或是薩爾科齊，我們見到的仍然只是新自由主義變本加厲地延續下去[3]。又例如，曾蔭權的新房屋政策，你真的認為這個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生態嗎？最後當樓價下跌到「合理水平」的時候，政府又會停建居屋，地產霸權的烈焰又再次昇起。

當人們能接受不需要確切的目標的時候，想像就真正開始﹕無限的訴求(infinitively demanding)。佔領中斷了我們固有的操作手法，並開拓了一個新的思考空間。我想許多人並未能真正領會這樣的驚嘆﹕「佔領竟然可以在香港發生！」。 要留意「佔領」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反抗行動，例如駐地留守 、保衛家園。傳媒的鏡頭永遠只會將「佔領」視為抗爭，而無法理解「佔領」實踐上的多層意義。最基本的，是它嘗試顛覆空間既定的符號（symbol)，例如將一個辦公室當成了住所，將那裡工作的人當成客人或者入侵者，於是人們重新建立空間的秩序，行動者重新去論釋空間、物件的使用，使他們從一個使用者、消費者的被動身分，重奪（re-claim) 他們的主權。

一九六七年，處境主義者Guy Debord為我們描述了所有勞動生產出來的物質，如何構成了一個景觀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商品、廣告的燈光、色調所呈現出來的是西方哲學的弱點： 以視覺為主的理論。景觀並不是影像這麽簡單，而是抽象的社會關係，即Weltanschauung（大致意思為對世界的直觀認識）。我們必須重奪對景觀的改造，容許生產一種新的社會關係，就好如菲律賓移工用她們的身體在每個週末完全地佔領中環，幾乎改變所有空間的用途；但同時，我們也要小心其中的矛盾，因為它很容易會變成另一個遊客必到的景觀。相比之下，佔領是一個有自覺性的實驗，它容許人們去重新生產社會關係，定義民主、個體、集體等社會範疇 (social categories)，以及金錢、交換、共同等經濟範疇（economic categories)。比方說，在一個佔領的地方，人們如何視投票民主為次要，而去實行共識民主(最能磨鍊耐性的活動)；如何去取消「金錢＝商品／服務」這種經濟模式，而實行禮物經濟(gift economy)；如何從超越財產（properties)，而理解共同（commons）；參與者不再視大家每件事都要規管的小孩（ 就好像香港社會上無處不在的「警察秩序」一樣，連在沙灘上「不准玩沙」這種標語也寫得出來），而是互相視對方為成年人。

如果我們現在去定義一個剛開始的「佔領」運動是言之過早，但將其僅僅視為一場普通的抗爭也是一種忽略或無知(ignorance)。 佔領的人並不只是在表達一種不同的意見，而是在示範另一種可能。 不過我們要留意佔領同時也可能像是一個「營」（camp)，營外的人未必能真正理解營裡發生的事，就好像路過的人好奇地拿起相機拍攝一樣。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儘量「包容」的營？也即是說營內外如何建立一種「非景觀」的關係，這也便是另一個「辯證」。這些問題也必須回到剛才所說的「禮物經濟」、「共同」等經濟範疇﹕公共學校、技能交換等等。我期待「佔領」到最後並不是去要求某個特定(concrete)訴求的運動，而是一種更抽象的東西﹕能量或潛能 （potential)。就好像飽和的溶液（saturated solution)，慢慢地結晶，不斷地將熱傳到附近的離子，建立新的鍵(bonding)，最後它將散佈在各個時空﹕「在地鐵裡，我們再也看不到令人跼促不安的螢幕、如往常般妨礙行人的動作。陌生的人們彼此傾談，不再互相攻擊。同志們正在街角密商。大街上有更大的集會，正在進行嚴肅的討論。一個又一個的城市中，攻擊正開展開。新的兵營被掠奪，繼之焚燬。被逐出的公寓住戶不再和市政府協商──他們直接進駐。 」[4]

史賓諾沙有一句名言：「我們不知道身體能做甚麽」（ We don't really know what a body can do）。身體是我們最接近卻又是最陌生的東西。身體並不是解剖學、生物學所告訴我們那樣的，相反地，在那裡，作為一個整體我們可以找到無限的可能性。也即是說，我們能做甚麽必須超越現存的操作和邏輯，前提是如果我們還有想像。

[1] Jacques Rancière, Mai 68 Revu et Corrigé, 2008
[2]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1976
[3] Rémy Herrera, Réflexions sur la crise et ses effets , 2011
[4] 《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推翻手冊》p.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