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佔領論」的可能

2011-11-20 許煜 LINK

一個「佔領論」的可能——從清場談起

各地呼應「佔領華爾街」的運動現在正面臨清場，官方有很多理由：公共衛生、罪案率上升，如果不計警方的暴力攻擊之外其實只是每地一宗）等，美國各市政府各出其法謀求清場的合理性，例如紐約法院也已宣布禁止在公園紮營。但無論原因是什麼，我們必須明白，政府堅持要清場的話根本可以用「莫須有」的罪名 。但為什麼政府如此急着清場？事實上，佔領對金融市場的影響並不大，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歐債。清場所顯示的是一種恐慌，這不單是因為公共空間突然多了帳篷、人群，而是這個運動引起的連鎖反應，也即是一種新的國際主義的興起，已慢慢地超過了當初政府的估計。當香港響應「佔領華爾街」後，我開始和程展緯討論藝術和理論如何介入佔領運動，在這幾個星期的討論裏，世界各地的佔領開始產生了一些新的連結，我發現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佔領」這個運動，「佔領」可能是反抗當前資本主義最有效的途徑，而或者我們可以開始想像一個「佔領論」。

佔領的城市權利

「佔領」首先觸動的是空間以及城市的問題，我們知道在現代的業權裏除了私有就是共有財產，例如在香港，私有財產完全是個人的，而公有財產字面上是市民的，實際上卻是政府的﹕政府規定了所有公園、道路使用的條文，規劃了城市的重建及發展。這些條文的規範往往造成過度的符碼化（codification），例如公園不准玩球，沙灘不准玩沙等。美國各地的清場事件，顯示的是空間的進一步符碼化，以及對城市的權利（按David Harvey，the right to the city）的消失。在香港我們很少聽到「共同」（commons），在歐美的佔屋運動，佔屋者找到一家荒廢了的屋子便開始在裏面居住，當業主要拿回房屋時，各國都有不同的做法，例如在英國當業主通常需要給佔領者三個月的時間搬遷出去，而在法國業主則要向法庭證明自己有使用這間屋子的需要，有一些例子因為業主只是純粹想取回物業而敗訴。這裏我們隱約可以了解到「共同」打開了被「私有」以及「公共」的空間，將在現代都市裏那種過度符碼化的空間解碼。程展緯常說「公共空間是不需要佔領的」，他的意思是說公共的便是我們的，但佔領之後人們必須改變空間的概念以及其使用用途，以我的理解便是回歸及生產共同。

「佔領花槽」 種香草共享

我們嘗試想像各種各樣佔領的可能性，有些可能讓人覺得天方夜譚。大的例如類似歐美的佔屋運動，或者在城市找到一塊荒廢的田地，然後建立社區花園（community garden）。小的例如在公園的噴水池養淡水魚，讓人們分享；還有另一個是「佔領花槽」，它的概念是參加者在公園的花槽多出來的泥土上種植一些香草，而路人都可以享用，而且幫忙維護，這不但改變了花槽的概念，而且產生了另一種社會關係。這些想法開始讓我們覺得佔領其實是讓我們開始去理解我們對這個城市以及空間有一種權利，而在當前的毫無止境的私有化以及政府日益僵化的思維下，它幾乎是完全消失了的。 對付這種不斷秩序化、符碼化的空間，佔領可能是唯一的方法﹕occupy everything。

另一方面我們逐漸去思考佔領的局限，以及繼續佔領的可能 。雖然我們知道背後「佔領華爾街」有很多原因，例如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貧富懸殊，金融投機所引起的危機，事實並沒有一個很完整的論述。這個活動最有威力的地方便在於它聚集的並不是有相似理念的人，而是一班憤怒的人，那可以說是一種先於語言的能量。人們不忿為什麼生活在一個這樣不公平的世界裏，以短期利益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利用一切機會賺錢。

佔領的非景觀化

我們不難理解這種憤怒很快地散佈在世界各地，而當時各地的政府還以為佔領並不能產生很大的作用，它會很快地成為傳媒所塑造出來的「景觀」（spectacle）。我認為某種程度上佔領是拒絕成為純粹的媒體事件（media event）的有效方法，如果後者指的是生產出幾張大膽出眾的圖片，然後很快地便會被遺忘的事件。相反佔領是一個持久的抗爭，包含着它的是憤怒，而不是一、兩個訴求，這也是媒體無法輕易描述的情况。但這並不豁免它成為景觀，當佔領無法產生向外的行動，或者說無法將憤怒的能量延伸出去的時候，那便會慢慢地消耗自身的能量，將自己變成景觀，這也是為什麼華爾街的抗爭者需要真正地衝擊交易所。在美國和歐洲，這並不是一個太令人擔心的問題，這種憤怒很快地便和當地的抗爭歷史結合，而這也是政府當初無法想像的局面。

在過去兩個月的佔領活動裏，最好去見證這一點的例子並不是紐約，而是奧克蘭。在大部分傳媒的報道下我們只見到奧克蘭市警民的暴力衝突，以及港口被迫罷工，我們卻見不到整個醞釀的過程。在奧克蘭，抗爭者只用了短短四五天的時間便組織了一場大罷工，五萬人在十一月二日舉着大罷工的橫額上街。其中一名參與者描述傳短訊給老闆說資本主義令他生病，要到市中心看症，老闆回了一句「Nice try, you communist」。隨着工會的支持，以及罷工人士不斷的加入，他們遊行往港口並且癱瘓了整個港口的運作。歷史上，奧克蘭在一九三四以及一九四六年分別有兩次全面大罷工，而十一月二日的大罷工被視為第三次嘗試。為什麼類似的活動不可能發生在香港？是因為香港沒有工會？事實上，我們要知道在美國只有11.9%的勞動階級加入工會，上街的很多都是餘下的88.1%。看某周刊報道香港匯豐的裁員事件指是匯豐欺負香港沒有工會，裁員的手法令人歎為觀止。上司在被炒人士上班之前便先致電即時宣布消息，然後再讓速遞公司將其在辦公室的物資直接交還，乾淨利落，被炒者可能還以為是在做夢。連我們這些旁觀者都憤怒的時候，他們難道不憤怒嗎？這些事件能和佔領運動串連起來嗎？

從清場中我們見到一種矛盾，一方面政府懼怕佔領不會乖乖地成為景觀，以及新一輪的全球運動的興起，而不得不加速清場。但另一方面在政府還沒有辦法去解決金融問題的同時，清場只會進一步地加劇這種憤怒，令佔領以其他形式繼續下去。階級的觀念只會在衝突中才形成，換言之沒有正面的矛盾便沒有階級。在紐約警方拘捕華爾街的示威者之後，十一月十八日，美國著名的新學校（New School）的學生已發動佔領校園，紐約市學生聯盟（All-NYC Student General Assembly）發表聲明呼籲進一步的佔領，各地展開示威遊行。哀悼紐約的清場事件，我們也可以回頭想想佔領的進一步可能。我們想像「佔領」可以成為一種可以被不斷重複以及實踐的「形式」（form），從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佔領許多微小的事物（例如花槽），在那裏我們會直接地感受到權利如何被抑壓，在解放空間的同時解放自己。佔領當然不是也不可以成為「觀念藝術和表演」，但我們卻可以從那裏找到一門解放以及生活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