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HK 思潮作動 - 佔領中環

時代論壇【三個臭皮匠】第4集：佔領不佔領

ChristianTimesHK【三個臭皮匠】第4集：佔領不佔領

佔領現場: 禮物經濟 ( Jacotot's School for the Commons)

Jacotot's School for the Commons 第三次討論﹕共同裡的公社

繼「禮物經濟」以及「共同」的討論之後，我們嘗試回到公

社兼作為前兩次的一個中途回顧。公社既是一種實踐以及集體生活，更是一個政治項目(political project)。這次我們將從巴黎公社談起，到底我們今天如何去理解「公社」？我們如何將其置於我們今天在社會裡的反抗以及實踐，包括它的形式、想像、實驗、延伸？

簡短（有趣）閱讀﹕

巴萊希特(Bertolt Brecht)，巴黎公社的日子(Die Tage der Commune)，http://read.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988392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71)，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

Peter Kropotkin, The Commune of Paris(1880), http://dwardmac.pitzer.edu/anarchist_archives/kropotkin/pcommune.html

Organizer: Jacotot's School for the Commons
- All men have equal intelligence
- Every man has received from god the ability to instruct himself
- Everything is in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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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禮物經濟的討論將會談論「數碼共同」（digital commons)，互聯網的興起帶給我們許多希望，但同時我們見到在數碼領域上的圈地運動（enclosure），包括對互聯網結構上的修改，對版權的控制等等。香港政府最近也企圖修訂對二次創作的立法。到底我們如何看待這些「電子物件」？在「後工業」（其實我們只是進入另一種工業或者更intensive的工業）時期，作樣看「創作」在整個經濟上的角色？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回應？

討論者﹕許煜、程展緯及其他朋友

延伸閱讀﹕

文晶瑩，藝術工作者反對版權條例修訂 要求豁免二次創作，http://bit.ly/vvDeLU

Lawrence Lessig, Free Culture, http://www.free-culture.cc/freecontent/

Tim Berners-Lee, Long Live the Web: A Call for Continued Open Standards and Neutrality,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long-live-the-web

Interview with Yann Moulier Boutang, by Gaëlle Krikorian
Source: from the book: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A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ttp://bit.ly/tVRe8L

前三次討論回顧（禮物經濟、共同、公社）

Organizer: Jacotot's School for the Commons
- All men have equal intelligence
- Every man has received from god the ability to instruct himself
- Everything is in everything

許寶強﹕從華爾街佔領到佔領華爾街

LINK 2011/12/5

9月展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影響波及近百個城市，迄今仍然持續，並擴散至大學校園、博物館、倉庫等場域。要為這次佔領運動的成效和意義蓋棺論定，為時尚早，然而，回顧產生是次運動的歷史脈絡，或有助我們分析未來的前景。

佔領，從華爾街開始

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矛頭之所以指向華爾街，針對的正是在過去二三十年造成貧富懸殊、令「99%」人生活受損的「金融霸權」。什麼是金融霸權？它如何導致大多數人的生活質素下降？要解答這些問題，可從分析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關鍵詞——佔領——開始。

佔 領，英語的動詞是occupy，包含侵佔空間、佔用時間的意思，作名詞（occupation）用時，則同時意指工作、職志（或經常從事最喜歡的活動）。 所謂金融霸權，狹義是指全球經濟正逐漸被「金融化」（financialized），也就是指企業以至個人的收入，主要不再源於生產和銷售實質商品，而是 經由炒賣金融市場的無形產品、衍生工具或樓房地產而獲得；較為廣義的理解，是這種基本上依賴華爾街的金融操作而獲利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以及其產生的後 果，正在很大程度上侵佔了城市以至農村的主要空間（例如透過資助地產炒賣），並佔用了大部分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時間（包括延長工時或消費）。金融力量無孔不 入的侵佔，使全球絕大部分民眾，受制於資本的流向，在資金擴張時（如美國的「量化寬鬆」），受損於通脹，到資金收縮時（如歐債危機下的削減支出），則面對 經濟衰退的衝擊。這種如癌細胞入侵人體的華爾街式「佔領」世界，改變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並削弱其體質，導致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和經濟危機。

人 類學者Karen Ho在她的Liquidated -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一書指出，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勢力，不僅是一組財經機構和網絡，更同時是一種工作和生活習慣，一系列的價值信念和實踐方式。活躍於華爾街的，主要是畢業 自美國名牌大學的「叻仔」、「叻女」，他們把自己當作社會精英，視不穩定、高強度、長工時的工作為挑戰而非負擔，強調收入與短期表現（演）掛鈎，甚至歌頌 裁員（downsizing）和僱員流動性（employee liquidity），勇於在不作長遠計劃下涉險，追逐短期的股價利潤業績。這種華爾街文化價值和處事方式，不僅主宰了活躍其中的投資銀行的運作，更滲透 至美國以至全球的零售商業銀行，甚至改造了整體的企業文化。其無遠弗屆的影響，甚至在經歷了2008年金融海嘯後，也沒有隨着雷曼兄弟這類大投資銀行的倒 閉而消失，相反更在持續擴散。不過，華爾街並非是當代資本主義新文化的唯一推力，英美以至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大學的經濟及商學院等等，也是營造金 融霸權的重要參與者。

Karen Ho的分析只集中於華爾街的商業世界，然而，華爾街的世界觀和運作邏輯，其實也逐漸滲透至社會文化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從公營部門和私營企業的短期合約，到 大、中、小學的「果效為本」（outcome-based）改革，到社福界以各式基金資助計劃取代政府的經常支出，到政黨在選舉中的短視「務實」和表演政 治，處處也可見類似華爾街的文化價值觀和處事方式。

金融資本的暴力

華爾街的佔領世界，除了增加大部分人的工作壓力外，還催生 了各式的文化和物質暴力。正如馬爾華兹（Christian Marazzi）指出，企業金融化及其建基於「錢搵錢」的內在不穩定性，逐漸偏離於民眾的需求——包括穩定的工資與工作前景、確定的退休保障等等。短視的 金融邏輯與長遠的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正是一波又一波經濟（也同時是社會和政治）危機的源頭。面對因企業金融化而衍生的危機，企業和政府傾向以裁員或削減 教育、醫療、文化、社福等支出作回應，結果是花錢救金融、缺錢助民眾，把金融的負（或毒）資產社會化，利潤則私有化（socializing the losses and privatising the benefits），進一步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逼令佔人口絕大部分的低收入民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質素變差。

這些源自華爾街、透過經濟 周期危機發放的制度性暴力，影響着成千上萬民眾的生存狀况、情緒和感受。由於華爾街價值和邏輯佔領及劫持了民眾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各個面向，借助這共生體的 關係，陷入危機時，金融資本得以勒索政府以救「市」為先，降低利率、推高通脹、削減福利，減輕企業和政府的債務負擔，延後危機的爆發，同時不斷蠶食老百姓 的利益。於是金融或狹義的經濟危機，往往能直接轉化為整個社會的危機。

如果在金融化的初期，各地政府能有效監管投資銀行的運作，或許能阻止 華爾街對世界的佔領，就像及早發現癌細胞，可透過開刀治癒。然而，錯過了早期切割局部的腫瘤（如徹底改革對華爾街的規管），受擴散了的癌細胞入侵的身體， 除了採用同時自傷其身的電療化療以外，就只能不斷靠注入營養及嗎啡吊命，迎接延後的死亡。

佔領華爾街意味什麼

金融危機其實也 是全球管治的危機，金融資本可以佔用全球每個角落的資源和利潤，影響世界各地民眾的日常生活，但卻缺乏相應的全球監管。各國政權不僅各自為政，甚至國內政 黨也互相諉過、不負責任。被新自由主義推手奉為圭臬的貨幣政策（如量化寬鬆），只能延後危機的爆發，完全無力徹底解決問題；至於「自由放任」、讓「市場」 自我調節的說詞，在2008年歐美政府大舉「救市」和今天美債歐債陰影下，顯得愈加空虛。

金融霸權並不是狹義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和文化侵 佔的問題。因此，佔領華爾街，也不能只改變金融經濟政策，更需要改造社會的政治和文化體質，從全球到在地（local）的各個領域，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和 生活習慣，向短視求快的數字業績說不，拒絕浪費時間和生命於弄虛的「務實」。正如馬爾華兹指出，要克服沒完沒了的金融危機，不能不徹底改變侵佔了現代社會 生活的（華爾街）文化價值，反思及重建投資、工作和消費的意義。

抗拒癌細胞的入侵，不一定要採用與敵俱亡的電療化療，更徹底有效的方法，或 許是中醫藥理的固本培元。佔領華爾街，也可作如是觀：取occupation中的職志之意，恆常地守護自身、社群和自然生態，壯建民眾的意志和體質，抗拒 割裂短視的無聊業績、快速投機的淺薄表現（演）、充滿壓力的工作消費，在企業、政府、工廠、商場、醫院、學校、農田、家庭、教會等社會所有場域，重建政治和文化力量，以自己真正喜愛的生活方式，佔領每個現代人心中的「華爾街」。

全球革命 - 香港 #10D (Dec 10)

2008 年環球金融海嘯，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爆破，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破產，牽連歐洲各國經濟下滑，引發國家債務危機，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及西班牙被 列為歐豬五國，經濟雪上加霜。當時，各國注意到問題不在於個別財團破產或某一產業的發展不振，而是問題揭示了全球所賴以經濟存活的金融體系不再可行，只要 市場泡沫再次爆破，整個體系便會漰潰。某些歐洲國家曾經掦言會推動一場徹底的環球金融改革，然而，年月過去，卻只聞樓梯響。

今年5月15日，西班牙人民自金融海嘯以來所承受的壓力到了極限——全國失業率21%，冠絕全歐；青年人的失業達45%；每五個西班牙人便有一位生活於貧 窮線之下；無數個家庭因房屋按揭問題而被銀行逐出家門，無家可歸。人們對一沉不起的經濟感到無奈，因無力處理問題的政府和政客而憤慨；人們厭倦了這種等待 的狀態。受着年初埃及人民自發佔領自由廣場成功推翻獨裁政府的啟發，西班牙人民發起「佔領街道 Toma la Calle」、「佔領廣場 Toma la Plaza」，號召人民到廣場上「露營Acampada」，向政府示威，讓他們知道人民已經醒來了，並團結一致，決心取回人民應有的生活和尊嚴。

透過社交網站聯繫，由人民自發組織，西班牙的「露營」運動(又名 15-M / 西班牙革命(Spanish Revolution))成功動員全國人民參與，並向歐洲各國、以至世界要求聲援；好快，「露營」的營地像春天的小花一樣遍佈各地。希臘、以色到、智利、 英國，甚至美國的動員也紛紛受到啟發，他們面對着各自的社會問題，但現在發生着的運動動員，皆以網絡號召，人們自發組織，以水平方式集合人民力量，佔領廣場，提出人民的訴求。

全球革命(Globalrevolution) 的號召在西班牙「露營」運動中誕生，目的在於號召全球的人民站起來，向一直在剝奪着人民生活和尊嚴的資本主義金融經濟體系說不。因為今天社會的危機，在資 本全球化之下，不再受到地域或國界所限，全球每一個個體都牽涉其中。只要人民了解到事情的關連性，集合全球的力量，才能改變現存的體制，創造另一個可能性。號召全球革命，就是希望以一個共同目標，達到集全球眾人之力的目的。

香港，作為亞洲活躍的經濟體系之一，我們的經濟賴以為生的正是同一個模式的金融資本發展觀——房地產的炒賣、股票債券基金投機、消費市場的主導等，無一不脆弱坎儒。活在這種經濟模式的人們，生活沒有保障，退休更沒有保障，房子沒辦法買，名牌手袋卻一人可以買幾個；人們的生活質素以量計，越能消費(耗)代表生活越好，忘記了做人基本原則——消費其實大多是揮霍。錢亂花了可以賺回來，但地球資源亂花了便補給不了。種種基本價值觀的歪曲，在於資本主義催谷的消費 貪婪。然而，這個制度，這個地球已經再不能承受人類更多的貪婪。是時候改變了。

全球革命 – 香港 (Globalrevolution – Hong Kong) 正是響應這個全球變革的呼籲而成立。承接西班牙「露營」運動的概念和組織方法，全球革命 – 香港是無形的網絡組織，旨在收集及發佈有關全球革命的資訊，集合關心全球性民主運動的人們，組織並開展在香港的工作。


全球革命 – 香港 提倡：
包容性：不分黨派、議題、民族、膚色、語言、能力
自主性：沒有組織領導，每一個個體主動參與、投入
知識性：閱讀、思考，發問和討論，然後被啟發，創造自己的行動
資訊知識共享：不相信版權制，奉行Copyleft，只有免費共享資訊，人們才可以無條地自我進步
尊重：尊重不同的見解和立場，這是人與人相處最基本的態度
和平：只有和平，才能讓人團結，集合力量


請加入全球革命-香港的面書之頁，我們會持續更新有關世界各地全球革命的資訊。這是一場長遠，且需要大量知識資訊來持續的革命，更需要每一個你的參與。

香港的人們，起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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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 : 我們是一群自由主義的人

我們是一群自由主義的人，當中包括無政府主義，左翼主義者等。 我們沒有領袖，沒有政治立場，我們是一群滿有理想的行動主義者。我們就是一個理念，我們就是要改變當下，活出人性。 當我們被問到很多很多的問題時，我們都會有不同的答案。 因為我只可以代表自己，沒有人可以被代表或代表任何人。 我們就是一個把理念實現出來的平台。我們不再在論述之中。 我們是人民的空間，我們的所有都同你的，會與你分享，共同持有。 這一編並不是我們的論述，我們的論述就是要你自己說出來。 因為只有你可以代表你自己。當然你可以匿名地發表言論。 不要在問我們一些，一般本土社運的問題。 因為這一個全球佔領行動，說不上社會運動。 全球發起的一群人，用革命來形容「佔領行動」。不過它們都專重各地區本土大會的決定。一如現實，香港的佔領就是需要你的參與，不要就我們加油努力，請加人我們的群體，你、我都是獨立的個體，但我們將群起來，建做一個理想的未來。 加入我們，救贖自己。 我們對於物資，生活都有需求， 不過我們更需的是你，人力的支持是我和你的動力。 不要在等下去，我們反思到一個地步，不在需要為政府的權力抗爭，我們要推到更大權力，建立我們共同的理想，「資本主義」正是人民當下的敵人，改變我們被百分之一的權力控制，記著我是那百分之九十九。


15／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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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佔領論」的可能

2011-11-20 許煜 LINK

一個「佔領論」的可能——從清場談起

各地呼應「佔領華爾街」的運動現在正面臨清場，官方有很多理由：公共衛生、罪案率上升，如果不計警方的暴力攻擊之外其實只是每地一宗）等，美國各市政府各出其法謀求清場的合理性，例如紐約法院也已宣布禁止在公園紮營。但無論原因是什麼，我們必須明白，政府堅持要清場的話根本可以用「莫須有」的罪名 。但為什麼政府如此急着清場？事實上，佔領對金融市場的影響並不大，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歐債。清場所顯示的是一種恐慌，這不單是因為公共空間突然多了帳篷、人群，而是這個運動引起的連鎖反應，也即是一種新的國際主義的興起，已慢慢地超過了當初政府的估計。當香港響應「佔領華爾街」後，我開始和程展緯討論藝術和理論如何介入佔領運動，在這幾個星期的討論裏，世界各地的佔領開始產生了一些新的連結，我發現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佔領」這個運動，「佔領」可能是反抗當前資本主義最有效的途徑，而或者我們可以開始想像一個「佔領論」。

佔領的城市權利

「佔領」首先觸動的是空間以及城市的問題，我們知道在現代的業權裏除了私有就是共有財產，例如在香港，私有財產完全是個人的，而公有財產字面上是市民的，實際上卻是政府的﹕政府規定了所有公園、道路使用的條文，規劃了城市的重建及發展。這些條文的規範往往造成過度的符碼化（codification），例如公園不准玩球，沙灘不准玩沙等。美國各地的清場事件，顯示的是空間的進一步符碼化，以及對城市的權利（按David Harvey，the right to the city）的消失。在香港我們很少聽到「共同」（commons），在歐美的佔屋運動，佔屋者找到一家荒廢了的屋子便開始在裏面居住，當業主要拿回房屋時，各國都有不同的做法，例如在英國當業主通常需要給佔領者三個月的時間搬遷出去，而在法國業主則要向法庭證明自己有使用這間屋子的需要，有一些例子因為業主只是純粹想取回物業而敗訴。這裏我們隱約可以了解到「共同」打開了被「私有」以及「公共」的空間，將在現代都市裏那種過度符碼化的空間解碼。程展緯常說「公共空間是不需要佔領的」，他的意思是說公共的便是我們的，但佔領之後人們必須改變空間的概念以及其使用用途，以我的理解便是回歸及生產共同。

「佔領花槽」 種香草共享

我們嘗試想像各種各樣佔領的可能性，有些可能讓人覺得天方夜譚。大的例如類似歐美的佔屋運動，或者在城市找到一塊荒廢的田地，然後建立社區花園（community garden）。小的例如在公園的噴水池養淡水魚，讓人們分享；還有另一個是「佔領花槽」，它的概念是參加者在公園的花槽多出來的泥土上種植一些香草，而路人都可以享用，而且幫忙維護，這不但改變了花槽的概念，而且產生了另一種社會關係。這些想法開始讓我們覺得佔領其實是讓我們開始去理解我們對這個城市以及空間有一種權利，而在當前的毫無止境的私有化以及政府日益僵化的思維下，它幾乎是完全消失了的。 對付這種不斷秩序化、符碼化的空間，佔領可能是唯一的方法﹕occupy everything。

另一方面我們逐漸去思考佔領的局限，以及繼續佔領的可能 。雖然我們知道背後「佔領華爾街」有很多原因，例如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貧富懸殊，金融投機所引起的危機，事實並沒有一個很完整的論述。這個活動最有威力的地方便在於它聚集的並不是有相似理念的人，而是一班憤怒的人，那可以說是一種先於語言的能量。人們不忿為什麼生活在一個這樣不公平的世界裏，以短期利益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利用一切機會賺錢。

佔領的非景觀化

我們不難理解這種憤怒很快地散佈在世界各地，而當時各地的政府還以為佔領並不能產生很大的作用，它會很快地成為傳媒所塑造出來的「景觀」（spectacle）。我認為某種程度上佔領是拒絕成為純粹的媒體事件（media event）的有效方法，如果後者指的是生產出幾張大膽出眾的圖片，然後很快地便會被遺忘的事件。相反佔領是一個持久的抗爭，包含着它的是憤怒，而不是一、兩個訴求，這也是媒體無法輕易描述的情况。但這並不豁免它成為景觀，當佔領無法產生向外的行動，或者說無法將憤怒的能量延伸出去的時候，那便會慢慢地消耗自身的能量，將自己變成景觀，這也是為什麼華爾街的抗爭者需要真正地衝擊交易所。在美國和歐洲，這並不是一個太令人擔心的問題，這種憤怒很快地便和當地的抗爭歷史結合，而這也是政府當初無法想像的局面。

在過去兩個月的佔領活動裏，最好去見證這一點的例子並不是紐約，而是奧克蘭。在大部分傳媒的報道下我們只見到奧克蘭市警民的暴力衝突，以及港口被迫罷工，我們卻見不到整個醞釀的過程。在奧克蘭，抗爭者只用了短短四五天的時間便組織了一場大罷工，五萬人在十一月二日舉着大罷工的橫額上街。其中一名參與者描述傳短訊給老闆說資本主義令他生病，要到市中心看症，老闆回了一句「Nice try, you communist」。隨着工會的支持，以及罷工人士不斷的加入，他們遊行往港口並且癱瘓了整個港口的運作。歷史上，奧克蘭在一九三四以及一九四六年分別有兩次全面大罷工，而十一月二日的大罷工被視為第三次嘗試。為什麼類似的活動不可能發生在香港？是因為香港沒有工會？事實上，我們要知道在美國只有11.9%的勞動階級加入工會，上街的很多都是餘下的88.1%。看某周刊報道香港匯豐的裁員事件指是匯豐欺負香港沒有工會，裁員的手法令人歎為觀止。上司在被炒人士上班之前便先致電即時宣布消息，然後再讓速遞公司將其在辦公室的物資直接交還，乾淨利落，被炒者可能還以為是在做夢。連我們這些旁觀者都憤怒的時候，他們難道不憤怒嗎？這些事件能和佔領運動串連起來嗎？

從清場中我們見到一種矛盾，一方面政府懼怕佔領不會乖乖地成為景觀，以及新一輪的全球運動的興起，而不得不加速清場。但另一方面在政府還沒有辦法去解決金融問題的同時，清場只會進一步地加劇這種憤怒，令佔領以其他形式繼續下去。階級的觀念只會在衝突中才形成，換言之沒有正面的矛盾便沒有階級。在紐約警方拘捕華爾街的示威者之後，十一月十八日，美國著名的新學校（New School）的學生已發動佔領校園，紐約市學生聯盟（All-NYC Student General Assembly）發表聲明呼籲進一步的佔領，各地展開示威遊行。哀悼紐約的清場事件，我們也可以回頭想想佔領的進一步可能。我們想像「佔領」可以成為一種可以被不斷重複以及實踐的「形式」（form），從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佔領許多微小的事物（例如花槽），在那裏我們會直接地感受到權利如何被抑壓，在解放空間的同時解放自己。佔領當然不是也不可以成為「觀念藝術和表演」，但我們卻可以從那裏找到一門解放以及生活的藝術。

陳雲：共黨的佔領 潛伏的複製

明報專訊 2011/11/20

紮營（camp）是為了作戰，佔領（occupy）是為了排擠。紮營是進攻途中的備戰狀態，佔領是勝利之後的統治狀態，排擠的是舊勢力和原住民。紐約華爾街的紮營者聲稱是佔領，呈現出來的精神勝利法，就令人納悶。也許習慣信貸消費的這一代，比以前激進很多，未備戰、作戰，就宣布勝利，在精神上消費勝利果 實，之後再work backwards，重拾舊山河，慢慢思考金融資本主義的弊病和救治之道。紮營作戰，身綁炸藥包，手執步槍衝入政府大樓、廣播電台和銀行總部的年代，不再 是抗爭者認為是合乎潮流與道德的方式，儘管這是最有效的方式。

抗爭者提前消費勝利果實

告別革命嘛，要從根本上思考才是radical 嘛，抗爭者也許思考得很遠。資本家呢，在工廠捲起衣袖，巡視機器生產，準備隨時抽出廢品或關上注塑機的年代，也不是資本家認為是合乎成本效益的工作方式。 後工業年代了，連窮人都不進工廠，在街上做波希米亞式的遊獵採集的拾荒，富人還需要辛勞工作嗎？

在互聯網促進商貿交易和抗爭者通訊的年代，要致富或抗爭，有更舒適的方法——複製。資本家複製貨幣和國家債券、複製房地產套利術、複製金融欺詐和龐茲騙 局、複製產品和公司分支。抗爭者的複製技巧貧乏一些，目前只是在全球複製佔領行為，頂多是由公園、廣場複製到鬧市街道和大學校園而已。

好彩還有共產黨

幸好，在各種後現代的複製行為之中，香港有前現代的複製行為，那不是華爾街式的佔領，而是十九世紀的殖民（colonization）。所謂 colonize，就如在一片乾淨的大菜膠上面放入細菌，過幾日之後，便看見細菌的殖民區（colonies）。我說的是共產黨在香港的殖民行為。共產黨 最可愛的地方，就是自身已經捲入跨國金融資本主義，成了美國的跨國提款機和中國工奴代管人的時候，依然保育住歷史，不合時宜地做着英國的維多利亞朝或中國 的清朝的事。都已經收回香港，從英國手上接管香港的主權了，都說好了一國兩制的了，要區隔大陸與香港，大陸的法律不在香港實施（除《基本法》附件三列出的 之外），大陸的黨委系統不在香港支配港府，港澳的黨工系統也不在香港浮面。這會影響一國兩制，也影響國際聲譽，影響美國對香港的態度，因為香港的國際締約 地位，源自殖民地時期的自治身分。美國國會於一九九二年通過《香港政策法》，該法例設立了法律框架，使美國可繼續和擴大數十年來與香港市民及其官員建立的 廣泛、多層面關係，藉此承認及支持香港的自治權。該法例的前提，是允許美國僅在總統可證實香港擁有充分自治權的時候，才給予香港區別對待。一旦中共侵蝕香 港的自治權，美國將不予香港優惠對待，而其他國家必會跟隨，削弱香港的國際締約地位而動搖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幫助中共套匯、融資和 人民幣國際化，這可是中共的救命草啊。

非理性的繁殖欲望

然而，理智歸理智，共產黨就是不能約束自己的原始欲望——繁殖。共產黨不能約束的事情很多的，例如中世紀式的政教合一，邪教式的組織指揮個體，部落式的長 官意志，幫會式的集體腐敗，但這種種，都建基於一個基本生存元素，就是有些地方是提供營養的，有些地方是共黨勢力不去伸展的。是故，共黨本來要控制黨員人 數，本來要保護黨組織不去發展的地方。例如香港的民間社會，共黨是要控制組織不發展的，否則從政府、議會、商界、街坊會到學生會都是共產黨的地方，滿街都 是《Matrix》（1999）的AgentSmith，還有營養可食嗎，你精我又精，你是黨組織我也是黨組織，還有油水可撈嘛？連香港都弄得遍地黨委， 都是自己人，黨在香港還有乾淨食物麼？還有什麼情報可以套取的？還有什麼黨的敵人可以勒詐和剝削的？這是生存的理智問題，恰恰共產黨活得不耐煩了，失去理 智，瘋狂繁殖起來。這是黨組織的金融種金術、龐茲騙局，不會久遠的。看到這種行為，我開心也來不及：中共理智失控，時日無多了。

英國人在香港統治的時候，黨組織的地下工作，滲透到民間去，是必須的潛伏。

但現在都勝利「回歸」了，潛伏的目的達到了，《基本法》又規定一國兩制，香港好歹也要保持個「共產黨淨土」的模樣來哄騙國際，共產黨還明目張膽地搞滲透， 就好像自己半夜起牀，躡手躡腳，盜取自己抽屜裏備用的大額鈔票，放入自己的銀包，然後笑嘻嘻地再度入睡。各位不要笑，世界上偏有這種人，而且為數不少。

嶺南大學的學生會候選內閣主席，在爭論「六四」紀念與否的時候，自己揭露是共產黨員，城市大學的學生會競選內閣，傳出四名內地生是共青團成員，前者自行引 退，後者則醞釀退選。輿論有兩派，親共派認為馬列思想與共產主義是政治信仰，共產黨是正常政黨，而大學是思想自由之地，參與學生會等政治活動並無問題。其 他則恐懼共產黨員佔據學生會，影響校園自治、道德監察和制衡校方的能力。

校園版的《埋伏》，爛尾了

在政黨充斥、政團林立的年代，學生會監察社會的道德負擔減輕了很多，回復到學生自治和諮議校政的本務，即使偶然突圍而出，參加抗議示威，也是眾多政團之一 員，不再是往日聲援艇戶上岸、聲援反貪污和保衛釣魚台的火紅年代，獨當一面。這種本務，就好像私人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一樣，頗為納悶的，但一旦裝修工程揭 發貪污，住戶便悔不當初，不參與立案法團，弄到幾次會議都流會，唯一的一次湊夠了委託授權投票，開成會來，便批出貪污工程了。

現在大學校方也學乖了，很多政策，都邀請學生做觀察員的，事先諮詢學生，不會一意孤行。然而，這些四平八穩的校政，偶然也出意外，需要學生會出動救亡的。 例如香港大學邀請副總理李克強來主持校慶，踐踏學權，作威作福，其他政團不好意思自己闖入校園抗議，學生會便要被逼出馬帶領。校方要四處安裝閉路窺探鏡頭，甚至要求學生拍卡進入課室和女生廁所，不知怎麼的，這種侵犯人權的政策在校方理事會通過了，學生會也要出來奔走、救亡。但很多人就是忍不住平日潛伏的能耐，於是久不久學生會就內閣出缺，無人上莊，用一個臨時管理委員會支撐住。

這種潛伏的工作，最適合做的，就是終身隱藏，隨時候命的共產黨員了。可惜啊，香港有一國兩制，黨組織本來不容許滲透學生會的，佔領了學生會，排擠了非共黨的學生，還要一國兩制做什麼？學生會都歸黨委管了，大陸學生還要花錢來香港留學嗎？這套大陸《埋伏》（2011）電視電影的香港校園版，寫好了劇本，安排 了演員，卻因為投資錯誤，不能開拍，爛尾了。

陳雲：攤販擺賣與社區佔領

link 2011/5/17

香港的公園法例是不許市民臥在座椅、石地或草地上的，康文署的員工會來驅趕，原因是他們不准人「露宿」。然而，到了周日，菲傭聯群結隊臥在草地上談 笑或睡覺，政府卻不干擾。中環的公園和天橋在周日也布滿臥地的菲傭。如果不干預其他人，在公共空間臥地是合理的，這個刻薄的政府卻不准。菲傭將香港人不敢 用的公共空間轉為群體用途，民俗學稱之為公共空間的社區佔領(community capture of public space)。

以前灣仔的喜帖街，現在大坑、深水埗、土瓜灣等舊區仍有攤販佔領樓下的公共地方，甚至阻礙通道，居民習慣下來，即使時有齟齬，大抵相安無事。攤販人聲嘈雜，弄污地方，甚至有幫會背景，但最終會和平共處。樓上住客也許不會幫襯，但一年到頭，也許會買幾條毛巾，生病的時候在樓下攤檔將就買點菜肉或粥麵，老人 小孩未回家，也可去街上打聽，這就是街道生活。況且，樓下有人佔用公地，自己與家人鬧翻，到樓下撒野，蹲坐地上，或者向攤販借凳坐，與街坊聊天飲啤酒，這 些街坊行為也獲得認可，政府不會派人來驅趕。這些俗例，這些慣常聚集的人群，便形成了社區。攤販是借助人流而擺賣的，與人流共存，不會做得離譜。佔據的街 面太多，民眾便會繞路行，不再經過那段街。經常弄污或弄濕地方的攤販，被人咒罵之外，也會令人繞路行。攤販和坊眾互動日久，便形成使用公用地方的俗例。往 日市政局管社區衛生和小販的時代，也尊重這些俗例。舊日的房屋署，也尊重這些坊眾的俗例，於是才有露天攤販和熟食夜市，如去年清拆的牛頭角下邨的景象。原 本只准規規矩矩、行行企企的街道，變成色彩繽紛的社區用地。

街坊便與攤販一道，「同流合污」，佔領了公共空間，情況有如周日的菲傭佔領了公園、天橋和廣場。分別在於，菲傭只是暫時佔領，而街坊卻是恆久佔領的。除了 樓上的私人空間之外，原本公用的、無名氏的街道和空地，變了熟悉的社區地盤。樓宇和社區用地的「使用值」很高，住得又溫暖又舒服，即使牆壁斑駁，又無電梯，也不介意。

對於外人而言，這些舊樓、舊邨，要有一段適應過程，不能一下子遷入的。髒髒亂亂、溶溶爛爛的環境，成為新住客遷入的障礙，於是少人願意在舊區買樓，舊區樓 宇的「交換值」降低了。樓宇轉售不頻密，便留住居民。對居民而言，使用值最重要，但對地產霸權而言，交換值才是重要，於是他們便千方百計，要消滅舊區。

編輯室週記：我們受夠了甚麼？

link 2011 Nov 1

佔領華爾街的行動十月中來到香港，左翼青年和雷曼苦主佔領中環，在香港金融業的龍頭滙豐銀行地下撐起帳篷、搬出煮食爐具，準備在這裡長期作戰。據說 雷曼苦主多是中老年人，並無夜夜留守，但左翼青年不但在這裡睡，還每晚開會，討論小社群的種種生活安排，實行要在這裡實驗公社式生活。這種生活實踐有一個 前提，就是大家都感到受夠了資本主義，要向資本主義說不。

獨立媒體的視像頻道「獨角秀」之「佔領」 訪問了一些參與佔領中環的青年。他們中有人指責政府偏袒大財團，令小市民的生活日益困難，有人批評資本主義令人失去了對生活方式的自主權，也有人用經典馬 克思理論闡述資本主義。接受訪問的嶺南大學教授許寶強則認為，大多數人現時最大的反感是大財團對經濟的壟斷和這種壟斷對市民的影響。表示自己絶對支持佔領 中環的周鍾揚大概是許寶強口中的大多數。他在「反資本主義的我思」一文中提出，在容許自由競爭的同時，政府應對市場作出適當的干預，而最重要的是建立反壟斷的機制。

早在香港的佔領中環行動未展開前，評論員許煜已在報上指出中環的交易廣場跟紐約的華爾街距離並不遠，兩者均「在原本的生產模式上面，增生了另一層面 的經濟，而這新的經濟……成了主導者」，受薪階層受到雙重的剝削，先是在勞動生產的層面備受剝削，繼而因為積蓄和強積金給投進金融市場而受到二度剝削。 （許煜：「華爾街和交易廣場的距離」）

佔領行動展開後，除了報導行動本身外，獨媒特約記者更展開了連串跟滙豐銀行相關的深入報導。在「重新認識頭上腳下的佔領地」一文中，一蚊健回顧滙豐銀行的歷史，揭露滙豐如何利用戰爭、華資銀行的危機和併購活動建立其「金融帝國」，以及滙豐銀行如何幫助李嘉誠從一個地產商變成財團首腦，讓李嘉誠得以壟斷香港多個主要行業。原人在「養肥地產商的金融霸權」中，先討論金融業和地產商如何聯手從市民身上榨取金錢，進而分析銀行如何造就幾個大發展商在地產業中的霸權地位。李綺雯在「走佬地圖」一文中，為佔領中環搜尋新的根據地，羅列了中環最主要的銀行、寫字樓和商場地段。這些天價土地雖然設有少量地方作為公共空間，但全都是由香港最大的金融資本、財團和地產寡頭所佔據。

許寶強接受獨媒訪問時提出，佔領者必須面對如何改造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的問題，而許煜在其「如果我們還有想像（未來）」的支持佔領行動聲明中指出，領佔「開拓了一個新的思考空間」，並「重奪對景觀的改造，容許生產一種新的社會關係」，但他同時提醒佔領者要注意「營內外如何建立一種『非景觀』的關係」。顯然，大家都在努力了解和建構佔領行動的意義（見「佔領中環的公社想像」、「揭竿式民主：香港與全球佔領的形式」、「iBanker的前世今生」、「佔領中環廚務部」、「HSBC 總行下的寫生、閱讀、論述和清潔」、「佔領中環第一晚：為何要參與」）。

獨媒編輯部曾討論是否在佔領中環的根據地搞離線沙龍，題目是「動物和資本主義」，但因沒有時間而作罷。其實過去中環的大街小巷都會看到貓兒的踪影， 因為中環有不少小商戶，他們都是依靠養貓來治鼠。今時今日，我們只能偶然在餘下不多的小商店內看到一、兩隻櫃台貓。不過，遠在屯門有一個貓社區，幾十隻貓 在嶺南大學的校園生活，嶺南大學的學生更為此成立了會社。有關報導見「獨角秀」之「貓咪殖民地」。

下星期日就是區議會選舉。今次區選最大特點是當選的候選人將有權提名及投票選出五位立法會議員。這本應令今屆區議會選舉更熱鬧，但建制派繼續以不出席選舉論壇的方式來避免「搞旺個場」，因為根據傳統智慧，選情熱烈通常有利民主派的候選人。

過去一年，美孚第八期居民因為反對地產商加建屏風樓，揭露地產商偷竊原屬於居民的剩餘地積比。區選期間，美孚居民召開候選人論壇，但除了公民黨和社 民連的候選人外，建制派和自稱「獨立」的候選人全部沒有出席。正如居民指出：「在美孚這個不容許候選人洗樓的中產屋苑，缺席的候選人竟未能把握機會直接接 觸選民，在失去被居民認識之同時，也很難令人相信他們當選後真的會為市民服務。」（見「誰的社區，就由誰去參與」）

今屆區選的另一個焦點是新組成的「土地正義聯盟」 派出一共五位人士參選，其中包括我們熟識的朱凱廸。他和菜園村村民阿竹分別在八鄉南北兩個選區出選，參選目的除了是倡議保育新界，發展農業外，也是為了打 破原居民對新界政治的壟斷。「土地正義聯盟」其他三名候選人分別在南丫島、新田和港島西區正街參選，獨媒會有相關報導，請密切注意。

特首選舉的新聞持續佔據各主流傳媒的主要版面，但由於99.9%的市民根本無權投票，所以特首選舉被譏為跑馬仔遊戲，各式功能團體的選委有份下注， 市民則只有看的份兒。基督徒「回歸基督精神同盟」為了揭露功能團體選委的親建制本質，一方面宣佈參加基督教選委的選舉，阻止相關的基督教機構放棄以普選方 式選出選委，繼而在選舉論壇上質詢其他候選人的立場，最終以反對小圈子選舉為理由，宣佈退出選舉。「獨角秀」之「基督教的小圈子普選」訪問了幾位基督徒和教會人士，通過討論基督教教會是否應參與小圈子選舉，將爭論聚焦在現時的基督敎敎會與政治的關係上。

中國式佔領運動

中國的年輕人沒有佔領天安門，但他們正在佔領互聯網。這場運動和目前正在浸漫世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何其相似。

文/長平 2011/10/24 link

兩歲的小女孩悅悅在街上玩耍，被一輛麵包車撞倒和碾軋。她躺在雨水和血泊中，肇事車輛開走了。既沒有人攔住那輛車，也沒有人救助這個女孩。幾分鐘之後，又一輛貨車從她身上碾過，又開走了。同樣地，既沒有人攔車，也沒有人救人，直到一位拾荒的老婦人前來抱起她。

這裏並非荒野而是鬧市，在此期間，先後有18個路人從她身邊經過，有些幾乎擦著她的身體繞行，都視而不見。拾荒老人向旁邊的店主們討要一張能蓋住她的紙皮，甚至也遭到拒絕。這是一周前發生在廣州佛山的事件。

世態炎涼至此，讓人無話可說。我早已經羞於把中國和文明國家作簡單的比較，但還是會想起約莫一個月前，一位朋友在德國一個小鎮騎車摔倒在路邊，路過的行人和車輛都幾乎全部停住，人們立即上前扶助並打急救電話，救護車和警察迅速趕到。

我當然知道，這些德國人完全明白，除了一點點時間，他們什麼都不會失去。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那些從小悅悅身邊經過的路人，他們的生命正在被生活的 重負碾軋，生怕多管閒事會惹來無法承擔的麻煩——他們或多或少地聽說過，在大街上扶助陌生人，往往會被誣賴成為肇事者。往遠裏說，他們從小就被教育，不要 出風頭，不要勇敢，更不要相信陌生人。連自己家的房子被陌生人強拆了，自己的媳婦/老公被陌生人拉去做人流/結紮了，他們都未必敢反抗。

儘管如此，我在看了那段錄像之後，仍然無法接受他們面對一個血泊中的小女孩的冷漠。在這個日益墮落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應該反省和自救（底層社會通常被認為比中上層社會更具備這樣的品德和能力）。如果因為社會墮落而為冷血感到心安理得，那就近乎「平庸的惡」。

同時，如果逼人墮落的社會機制不能改變，這些反省和自救也無濟於事。因此，事發一周以後，我在微博中寫道：「人心和道德並非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是不變 的人性或本能，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我贊同對那十八個路人進行懲罰，但是（如果社會環境不改變）相信以後還會重復。就像我們抓了那麼多貪官，官場腐敗並沒 有多少好轉一樣。」

其中「懲罰」是一個不準確的用語，我本來想寫的是「譴責」。但是當我想要去改寫的時候，我發現「譴責」也不能表達我的意思，我希望是一個更嚴厲的 詞。我再看了一遍那段錄像，認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擦身而過的路人可能面臨起訴。他們需要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解，如果沒有足夠的理由，則可能面臨（哪怕是 輕微的）懲罰。他們之所以被網民原諒，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太不正常的社會。再說，譴責也是一種懲罰。於是就那樣發出去了。

沒想到我的那個詞引起了軒然大波。一連串的質疑向我湧來。比較溫和的網民，認為我鼓吹公權力越界。不客氣的網民，認為我的說法是納粹思想。更有網民挖苦我將去政府的研討會上拿出場費。我的幾個回復不僅沒有緩解，反而火上加油。

微博編輯乾脆貼上「支持立法懲罰冷漠路人」的標簽，拿去跟「反對立法懲罰冷漠路人」的觀點進行PK，結果引來更多對我的質疑、反對和攻擊。從一開始 我就意識到，除了少數刻意攻擊者之外，大多數質疑我的人提出的觀點，正是我自己也竭力主張的，比如反對濫用公權力，保護個體權利，警惕政府部門以道德綁架 普通民眾，從而掩蓋和推卸自己的責任。我被當作自己反對的對象，有我自己的原因。於是，這場爭論以我收回所有的話並道歉而結束。

我沒有充分意識到，在這一周之內，主流媒體已經對冷漠路人做了很多報道，表達了足夠多的悲哀和憤怒，網絡中有微博還發起了「拒絕冷漠」倡議活動。這 些主流媒體的活動，從一開始就引起網民的反感。隨後政府官員出面譴責路人，有關部門倡導「見義勇為」大討論，更讓網民覺得，人心潰散、社會墮落明明是官員 們胡作非為的結果，卻要順勢怪罪到老百姓頭上。「以德治國」是一種拒絕法治建設的老把戲，何況由無品無德的官員來主導？

更重要的背景是，從有了互聯網開始，中國網民就展開了頑強的抗議活動。從BBS到留言評論，從博客到微博，網民們利用僅有但又無限的網絡空間，對政 府和權貴階層表達不滿和抗議，進行抵制和對抗。隨著網民數量越來越多，越來越少的政府政策得到人們的認可。越是義正辭嚴的領導講話，越會遭到網民的嘲諷。 同時，更多受政府控制的主流媒體和網站，也成為網民們嘲弄、鄙視和唾棄的對象。

政府一方面掌握著不受制約的地面權力，一方面還雇傭大量「網絡評論員」（俗稱「五毛黨」）來搞「地下工作」，對普通網民的意見進行反駁、攪混和瓦 解。這使得網絡「敵對情緒」非常嚴重。人們對政府的反感、對濫用公權力的警惕極度敏感，但凡有涉嫌為政府說話的人，都會遭到無情的攻擊。無數網民憂心如 焚，稍有不慎就會被狡猾而無恥的政府利用。這些看似非理性現象的背後，有其自身的理性，那就是面對強權的決絕姿態。

很多時候，網絡的反抗並沒有明確的目標，也沒有固定的組織者，沒有確定的意識形態，更沒有穩定的資金援助。它們往往以惡搞甚至謠言的形式出現，主要 起瓦解而不是建構的作用。網民們不一定知道自己要什麼，但是知道自己不要什麼；不一定知道將來怎麼做，但是知道現在不怎麼做。他們使用人肉搜索、辱駡、株 連等等「正常社會」未必光彩的手段，來尋求通過「正當渠道」得不到的正義。

通過對自己這一次微博遭遇的反省，我才意識到中國網民早就掀起了「佔領」運動。中國的年輕人沒有佔領天安門，但他們正在佔領互聯網。這場運動和目前 满世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何其相似。一開始，精英階層和主流媒體對此烏合之眾般的聚眾鬧事嗤之以鼻。很快，他們意識到這是一種新型的社會抗議運動，不得 不嚴肅對待。

一些社會精英嘲笑「佔領華爾街」的年輕人，說他們不像自己年輕時參加反戰運動那樣，有鮮明的主張，有良好的組織，還有深刻的理論。且不說他們是否美 化了自己的青春，單是如今社會的亂象，就足以讓年輕人對他們的成就不屑一顧：既然你們「波波族」幹得那麼好，世界又被誰弄成了這樣？

以舊道德、舊秩序、舊理論和舊方法去審視新運動，問年輕人想要幹什麼，建議他們怎麼幹，難免會自討沒趣，踏空甚至跌倒。沒有傳統意義的目標、組織和 策略，也許正是他們自己的目標、組織和策略。被華爾街大佬們組建得過度精巧的那個資本主義結構，已被證明在經濟危機中如何無能為力。

中國互聯網有著更強大的顛覆力量。舊有的話語體系、知識譜系、權力結構、社會組織乃至情感方式，都有可能面臨重新洗牌。如果你要問新的世界如何建 設，也許你的提問就錯了，新的世界就是重新洗牌本身，一直一直都在洗下去，再也沒有聖人天子出來一統天下、萬民得以休養生息的時候。真正的安居樂業，只能 發生在不停的洗牌過程中。

從我前面敘述自己的遭遇中，讀者也能看得出我的一絲隱憂，那就是目前的中國網絡空間過度緊張，煙霧彌漫，戰火紛飛。我認為這是一個被政府扭曲了的非 正常空間。我不會烏托邦地幻想，有一天我們能夠走到討論問題的世外桃源，那裏全部都是自由而善意的言論。但是，我還是希望前面等待著我們的，是一個可以自 由呼吸的正常社會。

1848、1968、2011 - 佔領華爾街的無政府主義淵源

2011年10月16日 明報


Wrecked cars and cobblestones baracade a street in Paris. 13th May 1968


佔領華爾街的無政府主義淵源

甘地說過，一個反抗運動通常都會經歷，「最初敵人無視你，然後他們取笑你，跟他們認真跟你鬥，最後你便贏了」的幾個階段。佔領華爾街運動，只花三兩個星期便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它能否獲得最後勝利，當然還言之尚早。不過很多老土中坑評論員都批評佔領運動目標訴求不清晰，很難進一步發展。

年初突尼斯和埃及年輕人上街推翻獨裁者，到今天仍被質問他們為何對未來要有什麼政制、應該由誰執政等沒有具體訴求。問這種問題的人，其實都是功利市儈的國家主義者，視野中除了國家權力之外便一無所有。他們以為社會運動必須要爭取具體的政治制度或政策、支持某個政黨候選人當選，才算目標清晰。

這種以國家政權為導向的社運觀，自十九世紀末開始成為世界各地革命／改革運動的主流，匡限了我們的想像力一百多年，令一代又一代的理想主義者，最後都變成不會造夢、只懂計算席位實利和保住權位的政客或社運官僚。

今年的中東茉莉花革命、歐洲的公民抗命風潮、和現在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各有特定議題，但都同樣體現了年輕人對國家主義的否定。他們鼓動風潮、創造革命形勢，逼使政客回應，卻十分小心地確保抗爭不被政客騎劫（佔領運動從沒乞求民主黨支持，急於跑到華爾街抽水的民主黨人，卻往往熱臉貼個冷屁股）。他們不斷動員、不斷抗爭、永不滿足，任何政黨都難將他們收編（埃及革命至今仍在升級擴大，只是主流媒體早失興趣）。要了解這一波青年抗爭的歷史意義，便要先了解世界革命／改革運動歷史中國家主義的興衰軌。

1848年的革命與反革命

十九世紀初歐洲剛進入工業資本主義、現代國家權力剛崛起之時，反對資本主義與國家暴力的運動遍地開花。起初這些運動的形式多姿多彩，有跑到工廠砸機器打完便走的、有歸隱田園建立共產小社區的、也有手工業者聯合起來自助自管的。後來這些多元激進力量匯流而成波及整個歐洲大陸的1848年革命，試圖推翻各地的殘餘王權。

各地革命在贏得統治階級的些少妥協後，即遇上殘酷鎮壓。在隨後的十多年，歐洲各國的反動力量進行浪接浪的反撲，如法國路易波拿巴的帝制復辟和普魯士的卑斯麥專政。革命進入低潮後，不少進步知識分子將失敗歸咎於當時各種社會運動理想有餘、組織不足，在資產階級的強大國家機器面前不堪一擊。他們主張要改造社會，便要建立起中央集權、紀律嚴明的群組織，自下而上地奪取政權，然後利用國家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動社會變革。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們洞悉先機，在1848年革命還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已經出版《共產黨宣言》，鼓動全世界無產者組織起來向資產階級奪權。今天看來，《共產黨宣言》最有趣的，並非前半部分的分析與綱領，而是後半部對各流派社會主義，包括封建社會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小資社會主義等，長篇大論的批判。這些在馬恩看來十分騎呢十分不濟的運動，其實正代表了1848年前反資本主義多元自發抗爭的豐富傳統。世界革命運動走上國家主義的軌道後，運動領袖便不斷引導我們將焦點釘在國家權力之上，並遺忘這個曾盛極一時的豐富傳統。後來德國的伯恩斯坦與馬恩路線決裂，放棄革命而主張通過議會鬥爭進行社會改革，本質上亦離不開利用組織化、科層化政黨奪取政權的基本主張。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不少歐洲國家的左翼政黨亦開始通過選舉分享到權力。二戰後從歐美到東歐俄國、再到新崛起的第三世界，執政的盡是各式各樣的革命政黨或社會民主政黨。始於1848年的左翼運動政黨化，終於收成正果。

但這種國家主義的革命／改革運動成功之時，也是它墮落之始。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黨一執政即淪為無法無天的新壓迫階級不用多說，就連西方的社會民主政黨玩選舉玩多了，也變成金主大過天，與其他腐敗資產階級政黨無異。

1968一代的局限

1968年的全球青年激進運動，展開了對這種以奪取政權為本的舊式左翼運動的批判。由布拉格到巴黎到柏克萊，年輕人的怒火由越戰和蘇式暴政引爆，再蔓延成對戰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體制的激烈否定。他們繞過政黨與舊社運組織，自發地佔領街道、佔領廣場、佔領工廠、佔領校園。這些年輕人在摒棄舊式社運之際，重新發現了被邊緣化達一個多世紀的巴枯寧與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互助主義思想。之後發展出來的反文化運動、青年公社運動，以及一連串還繞在性別、性取向、環境等各種議題的新社會運動，即在不同程度反映了這種自主自立和反國家主義的傾向。

1968一代的局限是，他們不少在口頭上超脫了政黨政治的同時，仍對舊有的進步政黨藕斷絲連。例如美國不少新社運團體到了八十年代，已失去原初的動員活力，而成為寄望於民主黨的利益團體。又例如德國當初具有強烈反體制色彩的綠黨，在八九十年代不斷擴充議會地盤之際漸漸迷失，也蛻變成另一個充滿功利計算的政黨，在近十年更在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先後與社民黨和右翼基民黨組聯合政府，因此被譏為大政黨的綠色花瓶。

而1968一代最激進的一翼，更是將希望寄託在中國文革、越南、赤柬等第三世界革命運動之上，以為它們是蘇式官僚社會主義之外的第三條路。但當這些烏托邦謊言被一一揭穿之後，寄情在這些謊言上的理想青年即變得消沉犬儒。八十年代起中國全面走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崩潰、美國民主黨與歐洲左翼政黨在新自由主義巨浪前迅速向右轉。1968一代到了九十年代，已經氣數已盡。

全球八十後的覺醒

但一代人退場，又到新一代人走上舞台。全球各地的八十後，成長於傳統左翼政黨政治已經傾家蕩產、無可依戀的年代。全球市場的自由化和各地經濟的金融泡沫化，又在他們面前展示出一個他們的父母輩永不能理解的不確定前景。這一代人在這一個特殊的時代靜靜觀察世情，慢慢憤怒了，終於透過1999年的西雅圖反世貿示威完成了他們的成人禮。在隨後十年，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運動各自精彩，到處扎根，更慢慢匯聚成以巴西Porto Alegre為大本營的世界社會論壇網絡。

不少知識分子試圖理解這十年間新自由主義與反新自由主義的辯證抗衡，並為未來的行動指出各種可能。在芸芸著作之中，被視為最能掌握當下時代精神和最被抗爭者認同的，莫過於大家都不會陌生的，由Michael Hardt與Antonio Negri合著的三部曲《Empire》、《Multitude》、和《Commonwealth》，以及由「隱形委員會」編著的小冊子《The Coming Insurrection》。當中Negri乃六十年代意大利工人自主運動的旗手，「隱形委員會」則強調他們師承六十年代結合前衛藝術與革命行動的法國處境主義運動。這兩個六十年代的運動流派，均有強烈的無政府主義色彩，既反資本主義，也反國家權力，更鄙視政黨政治，主張在日常生活的每個環節實踐民主，對抗強權。

如果說1968年革命是1848年以前各種自主反抗運動的回魂反撲，那2011年，便可能是1848年以1968年為中介的再次回魂。這次回魂，會把我們帶到何方？它引發的連鎖反應，將會帶來一個更人道的新時代，抑或會再次幻滅，等待下一次回魂？這些問題，已超出了思辨邏輯可以解答的範圍。全球佔領運動，亦已進入實踐即理論的階段。講多無謂，行動最實際！

伸延閱讀﹕

Samir Amin 1990. Transforming the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World-System. Monthly Review Press.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2011. Commonw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nvisible Committee 2009.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Semiotext(e)

Immanuel Wallerstein 2011.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V: Centrist Liberalism Triumphant 1789-191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文 孔誥烽

編輯 梁詠璋

通識導賞﹕更多中環可以佔領

【明報專訊】「一群年輕人正在佔領中環，地點就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的通道，

有大學老師更特意帶學生到那兒去上課。

其實，每逢假日，外傭姐姐都會佔領中環，她/他們席地而坐，在城市的金融心臟野餐跳舞聯誼，

將平日難得停留只有汽車和中環人來去匆匆的偌大空間還原為公共，

形成一道香港獨有的風景線。

政府總部搬到海邊，原本承諾開放給公眾休憩的大公園，被揭發貨不對辦；

偌大的中環，難道只能容得下漫畫家小克筆下的一座座冰冷如機械人的金融巨廈？

還剩下幾多公眾可以佔領的人氣地方？這裏我們來檢閱一下。

99％人，只剩1％生活空間

中環的公共空間，本來不少。曾經在中環政府山上過班的學者陳雲指出，港英時期所經營的中環，由山上的兵頭花園（現稱動植物公園）開始，往下數是港督府、政府山建築群、匯豐總行地面廣場、皇后像廣場、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天星和皇后碼頭，由半山伸延到海旁都是公共地方。回歸後，政府總部加上鐵欄圍繞，公眾不再能自由進出；天星碼頭和大會堂一帶最草根的空間被推土機破壞得體無完膚，與政府合署西座一樣即將變成商業用途。

原本連綿大片的土地，被霸道的金融大樓和巨型商場切割得分崩離析；商業建築之間由一道道天橋連接，形成香港獨有的都市風景，卻架空了庶民街道生活。陳雲形容這是「管道社會」——點與點之間由管道接駁，人們被迫由一個目的地快速移往另一個目的地，行色匆匆，沒有停留的地方，不利示威集會等公民活動成形。

隨商業發展而來的一些補償性公共空間，如交易廣場平台、IFC商場天台花園、長江中心花園等，由私人地產商委託公司管理，一方面裝修得過分光鮮亮麗，令公眾不知道這是公共空間，怯於使用；另一方面保安手段苛刻得多，「在康文署直接管理的公園，他干涉你，你可以據理力爭，問他是依據《公園條例》哪一條來執法；私人管理的地方，保安員不准你坐、說你阻礙通道，都可以推說是上頭的意思。所以政府其實愈來愈傾向委託地產商管理，不用上身，是九七後刻意令公共空間萎縮的陰招。」

公共空間要有人用，才能體現其社會價值和意義。佔領中環行動也許正要喚起這種覺醒——在中環這片金融核心區，1%的人不止掠奪了99%的財富，更運用這些財富將珍貴的土地資源通通私有化，令那99%的人口只剩下1%的生活空間。

天橋當道 宰割街道生活

行人天橋系統由中環大地主置地公司於1970年代建立雛形，連接當時新落成的康樂大廈（今怡和大廈），與其他置地物業如遮打、歷山、太子大廈和文華酒店。1980年代初，交易廣場落成，政府建天橋連接置地的天橋系統，並向西連接當時的中環碼頭及上環信德中心；93年再擴建，經恒生總行大廈接駁至新落成的半山扶手電梯。1998年，IFC一期及機場快線香港站落成，部分沿干諾道中興建的行人天橋被拆卸，改為連接IFC。2000年後，政府再興建新天橋連接環球大廈與交易廣場，與1973年置地所建連接遮打大廈與怡和大廈、郵政總局的首條天橋並排而行。另外，皇后大道中的渣打銀行大廈和中匯大廈，亦興建了行人天橋連接置地物業，成為天橋網絡的一部分。

天橋系統的建立，主要因為中區交通繁忙，尤其干諾道中路段，完全實行人車分隔，提高行人與汽車的流動速度與安全性；商廈之間的小型天橋則方便租戶與消費者。然而，利用高架天橋連接商廈和平台花園，令行人與街道生活割裂，無法建立感情聯繫，亦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陳雲舉例，由中環核心區連接新天星碼頭的天橋、金鐘連接新政府總部的天橋，地面空間其實人流與車流都不繁忙，建天橋旨在將空間切割，像中世紀的古堡一樣，只要收起吊橋就可阻斷人民接近，或透過封鎖天橋將示威者與其他民眾徹底孤立。這種設計在民主國家的公共建築規劃是絕不會出現的。

噴水池阻集會

噴水池是另一種空間切割的萬靈丹。IFC商場對出的交易廣場平台、皇后場廣場、遮打花園，都有大型噴水池的存在；平日途人可以在池邊聊天閒坐，但示威集會時便會發覺，噴水池佔去了大部分空間，無法容納太多群眾，容易跌落水池成為落湯雞！另外，交易廣場平台的設計，有不少高高低低的石牆和地台；遮打花園被走廊與水池劃分成不同小區，令民眾集會時難以互相望到事件發展，都是空間設計上一些較為柔性和隱性的控制手段。相比起來，外國的國會、市政廳門口一般都會有視野遼闊的大廣場，只有一個噴水池在中央，其餘都是可供民眾聚集的空地。

由於鄰近立法會大樓，皇后像廣場和遮打花園多年來是社運抗爭的熱點。但陳雲預計，隨着立法會遷往新政總，因大樓將改為給最高法院使用，而在尊重法治的社會裏，政治活動不應干預司法，此地的社運角色將會衰落（可能還會有個愛護香港力量前往反對大家擁有司法覆核權吧！）。

天星社運搖籃

1960年代起港英政府為了將香港經濟轉型向工商業發展，着力經營「開放社會」，提高政府透明度，鼓勵民間認識和參與社會事務。電台phone in、城市論壇，官員落區講解政策的習慣都是那時出現；主要目的是令封閉的華人社群改變事事私下解決的習慣，學習配合社會制度、相信司法機關和找政府機構解決問題，建立與現代化社會的聯繫。

當時的天星碼頭一帶便是這種初期公民生活的搖籃，大會堂經常舉辦文化節目、關於現代社會的論壇講座，節目完結後人們便到愛丁堡廣場和碼頭一帶聊天討論，再坐船回家。那年代能凝聚一批對社會事務有激情的人，都拜這開放的公共空間之賜；著名的66年天星小輪加價騷動，及其他很多社會運動都在這裏發生。

自從天星、皇后碼頭被拆，此地不再成為交通樞紐，已變得人流冷清。郵政總局亦即將面臨拆卸，政府說它的保育價值不高，但它和旁邊大會堂的建築設計簡約樸素、無權威感，將該處連同新填海區變身為高檔商場，可說是以金融價值消滅了1960年代「開放社會」的象徵。

匯豐 碩果僅存的自在

位於政府山下的匯豐總行，位置可說是港英時期公共地帶的中心點，地面廣場屬公共空間，兩邊無商廈，街道活動因此沒有被天橋消滅，是中區難得有大批行人過路的地方。陳雲認為「路人甲乙丙」往往是運動成功關鍵﹕當年布拉格之春能凝聚到強大力量令共產黨倒台，因為他們在一個四周都是民居的廣場上示威，人們可以在家中、在日常生活裏目擊和談論事件，示威者可以直接帶動市民反應和感情投入，重要時刻由附近的民居擁出數十萬人上街，阻止坦克車開入廣場鎮壓。「Magic就是要在地面，有行人、有街坊圍觀和加入。與街坊隔絕了的示威只能成為media event，永遠只動員到同一班核心分子，那是經過消毒的公民生活。」

在中環活動的人大多有一個明確目的地，上下班、吃飯、購物，匆匆而過；匯豐總行地下是中環少數位於地面而又能讓人稍事停留的大型空間，附近有巴士電車站，旁邊有公園，也有小販檔和公廁，是個相對容易持久留守並讓大眾目擊事件的地方。

長江公園安樂?

另一個因為修整得太美觀而被忽略的公共空間，就是長江中心花園。窄長的走廊沿石級步上去別有洞天，平時只有熟路的中環人會在這裏吃飯盒和休息。今年4月公民黨特意號召在此進行連續3天的「瞓街」行動，其間舉行地產霸權研討會和預算案論壇，藉此讓更多人知道這處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地方。採訪當日恰好有人在麻石上躺臥，安樂地睡午覺，除了我們的攝記立即舉起鏡頭外，一名匆匆走過的「西裝友」亦忍不住停下來掏出小相機，拍下這道難得的中環風景。

文 林茵

如果我們還有想像（未來） ── 一份支持佔領的聲明

2011-10-19 許煜 link


還記得佔領開始當天，電視新聞訪問了幾位左翼人士，他們說佔領並不是要消除金融業，而只是要改變資本主義當前的狀態。這聽起來很合情理，因為我們都知道香港是金融中心、金融是香港最重要的經濟支柱；如果香港失去了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計其數的外資公司會撤出香港，而近乎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也會相繼失業。可是，這最危險的地方是它意味著一種犬儒式的矛盾﹕拿著「打倒資本主義」的牌匾卻聲稱並不是要「打倒資本主義」。這種矛盾令人沮喪﹕我們幾乎完全地喪失了想像── 一個開放的未來的想像。當右翼以及改良主義者不斷地攻擊佔領者﹕你們到底要甚麽改變？而事實上往往也是﹕我們其實都不知道。這不但不是一個問題，而且是必須堅持的東西，因為只有不知道才能引導我們到一個新的、理想的地點﹕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巨大的轉變，而下一步應該怎樣，其實現在並不需要，也不可能知道。

我們的想像早在很多年前己徹底屈服於一種民主資本主義的一種意識形態，我在這裡暫稱之為「自由意識形態」(liberal ideology)。「自由意識形態」所堅持的是幾個很簡單的公理（axioms）﹕自由、公平、民主。我沒有否定它們，就好像太陽從東邊昇起一樣；但它們最多只是簡單的邏輯而已，而我們必須要進一步理解的是辯證（dialectics)。辯證並不是哲學常識裡的正反合方程式 （thesis + antithesis = synthesis），而是事物內在發展的矛盾。我並無意要冒犯雷曼苦主，相反我很同情他們，然而我不得不在這裡以他們作為例子。在十月十五日的論壇上， 一名雷曼苦主上台發言，他最後呼籲的是炒樓、炒股票都沒有所謂，最重要的是一個公平的市場。這看起來似乎合情合理，而且迎合先前提到的自由意識型態，但問題是如果炒炒賣賣可以被容許，怎麽可能出現一個公平的市場呢？

人們太容易將這些公理當成真理的全部，卻不知道我們最多只是談論最表面的東西，而這危險的地方就是它們將我們陷入一種意識形態裡，以為那就是目的地；但更危險的，是它讓我們看不到意識形態的另一個特點﹕它必須否定(negate)自己──這也便是「邏輯」和「辯證」的分別。這個否定，幾乎是所有資本主義生存的原則：它只有否定自己才能進化。故此，當無政府主義者掉以輕心，就很容易變成紋有大麻葉、佔屋自樂的嬉皮士；當綠色抗爭者不留意時，就會變成為很前衛的小資產階級，以購買有機農產品為樂。歷史上，一九六八年的法國學生運動所帶進來的「藝術性的批判」（critique artistique），也為資本主義提供了自救的能量[1]。我不是以一個犬儒的姿態去否定所有改良的、進步的東西，而是要求一個全面的批判 （total critique) 或者日常生活的批判（critique of quotidian life)；它容許我們去發展新的想像，而不是永遠生活在既定的公理裡面[2]。

現在我們可以有無數的訴求，正如雷曼苦主、外勞、工會等等，這些是必要的，也提供了多方面的批判。不過，對於期待更深遠的人，我們必須坦白地承認， 我們其實沒有一個很確切的目標。因為任何這樣的目標（除非是打倒資本主義），最終只是修修補補而已。一個最佳的例子就是二零零八年歐美各國注資銀行，表面上是一些凱恩斯主義的姿態，但骨子裡仍是為了保存新自由主義。故此無論是奧巴馬、卡梅倫，抑或是薩爾科齊，我們見到的仍然只是新自由主義變本加厲地延續下去[3]。又例如，曾蔭權的新房屋政策，你真的認為這個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生態嗎？最後當樓價下跌到「合理水平」的時候，政府又會停建居屋，地產霸權的烈焰又再次昇起。

當人們能接受不需要確切的目標的時候，想像就真正開始﹕無限的訴求(infinitively demanding)。佔領中斷了我們固有的操作手法，並開拓了一個新的思考空間。我想許多人並未能真正領會這樣的驚嘆﹕「佔領竟然可以在香港發生！」。 要留意「佔領」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反抗行動，例如駐地留守 、保衛家園。傳媒的鏡頭永遠只會將「佔領」視為抗爭，而無法理解「佔領」實踐上的多層意義。最基本的，是它嘗試顛覆空間既定的符號（symbol)，例如將一個辦公室當成了住所，將那裡工作的人當成客人或者入侵者，於是人們重新建立空間的秩序，行動者重新去論釋空間、物件的使用，使他們從一個使用者、消費者的被動身分，重奪（re-claim) 他們的主權。

一九六七年，處境主義者Guy Debord為我們描述了所有勞動生產出來的物質，如何構成了一個景觀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商品、廣告的燈光、色調所呈現出來的是西方哲學的弱點： 以視覺為主的理論。景觀並不是影像這麽簡單，而是抽象的社會關係，即Weltanschauung（大致意思為對世界的直觀認識）。我們必須重奪對景觀的改造，容許生產一種新的社會關係，就好如菲律賓移工用她們的身體在每個週末完全地佔領中環，幾乎改變所有空間的用途；但同時，我們也要小心其中的矛盾，因為它很容易會變成另一個遊客必到的景觀。相比之下，佔領是一個有自覺性的實驗，它容許人們去重新生產社會關係，定義民主、個體、集體等社會範疇 (social categories)，以及金錢、交換、共同等經濟範疇（economic categories)。比方說，在一個佔領的地方，人們如何視投票民主為次要，而去實行共識民主(最能磨鍊耐性的活動)；如何去取消「金錢＝商品／服務」這種經濟模式，而實行禮物經濟(gift economy)；如何從超越財產（properties)，而理解共同（commons）；參與者不再視大家每件事都要規管的小孩（ 就好像香港社會上無處不在的「警察秩序」一樣，連在沙灘上「不准玩沙」這種標語也寫得出來），而是互相視對方為成年人。

如果我們現在去定義一個剛開始的「佔領」運動是言之過早，但將其僅僅視為一場普通的抗爭也是一種忽略或無知(ignorance)。 佔領的人並不只是在表達一種不同的意見，而是在示範另一種可能。 不過我們要留意佔領同時也可能像是一個「營」（camp)，營外的人未必能真正理解營裡發生的事，就好像路過的人好奇地拿起相機拍攝一樣。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儘量「包容」的營？也即是說營內外如何建立一種「非景觀」的關係，這也便是另一個「辯證」。這些問題也必須回到剛才所說的「禮物經濟」、「共同」等經濟範疇﹕公共學校、技能交換等等。我期待「佔領」到最後並不是去要求某個特定(concrete)訴求的運動，而是一種更抽象的東西﹕能量或潛能 （potential)。就好像飽和的溶液（saturated solution)，慢慢地結晶，不斷地將熱傳到附近的離子，建立新的鍵(bonding)，最後它將散佈在各個時空﹕「在地鐵裡，我們再也看不到令人跼促不安的螢幕、如往常般妨礙行人的動作。陌生的人們彼此傾談，不再互相攻擊。同志們正在街角密商。大街上有更大的集會，正在進行嚴肅的討論。一個又一個的城市中，攻擊正開展開。新的兵營被掠奪，繼之焚燬。被逐出的公寓住戶不再和市政府協商──他們直接進駐。 」[4]

史賓諾沙有一句名言：「我們不知道身體能做甚麽」（ We don't really know what a body can do）。身體是我們最接近卻又是最陌生的東西。身體並不是解剖學、生物學所告訴我們那樣的，相反地，在那裡，作為一個整體我們可以找到無限的可能性。也即是說，我們能做甚麽必須超越現存的操作和邏輯，前提是如果我們還有想像。

[1] Jacques Rancière, Mai 68 Revu et Corrigé, 2008
[2]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1976
[3] Rémy Herrera, Réflexions sur la crise et ses effets , 2011
[4] 《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推翻手冊》p.152

華爾街和交易廣場的距離

2011-10-13 14:04 — 許煜 link


十月一日，我從倫敦回香港的歸途中，在飛機上看了Ma Part du Gateau（《我的那份蛋糕》），電影說的是法國北部小鎮Dunkirk育有三名年幼女的單親母親France，因為工廠倒閉導致小鎮人口大量失業，而 不得不走到巴黎做家務工，剛好僱主是來回倫敦以及La Défence的金融界人士Stephen。當兩人的關係愈發親密的時候，France發現這個家住大屋、花天酒地的Stephen，原來便是當天炒起她 的工廠令致其倒閉的人……結局悲哀而無奈，令人慨嘆的是，原來幾個跟企業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在鍵盤上按幾個鍵便有幾百甚至幾千人失業。

著陸後，我第一個看到的新聞，是佔領華爾街的示威者，遊行到布魯林大橋，警方拘捕了七百多名示威者。截稿前，已有五千人佔據華爾街，人數不斷上升， 全球各地有行動者響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抄著像唐英年一樣的口吻「不要怪大銀行，怪你們自己，找不到工作」。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矛盾年代，周圍充斥 著無數隱形暴力，我們所受的剝削在嚴重地加劇，而這一切看起來都是合法而且符合邏輯。

從五月馬德里的「佔領街道 Toma la Calle」、「佔領廣場 Toma la Plaza」運動 ，到七月倫敦的暴亂，那些當權者已經沒有藉口再說類似「阿拉伯之春」這些革命的源頭主要原因是「不夠民主」了，問題是資本主義已經走到倔頭路。歐盟經濟瀕 臨瓦解，連最強的德國也已經有一段時間實行經濟零增長，歐洲已有不少提議將希臘踢出歐盟的呼聲。而在美國，人們可以發現在這個「民主」國家，原來百分之一 的人控制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財富（或曰命運）。全球發起的響應，標誌著這個矛盾的普遍性和迫切性。

在媒體上，我們普遍見到的是示威者抗議金融業的規管有問題，或者是行內人的操守不良，金融業變相成為了一個「犯罪」的樂園。有趣的是，就連以投機致 富的索羅斯也說他能理解示威者，因為沒有理由政府要用納稅人的錢補貼銀行，同時讓銀行獲利。但事實真的只是管理不善嗎？這些傳媒口中的「新無產階級」難道 只是沒有錢、沒有工作而已？這樣的分析根本無法了解當前危機。

我們不要忘記，金融業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突變，這個突變幾乎徹底地改變了社會關係的生產（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當然以及生產的社會關係）。如果我們按照馬克思的分析，資本主義的運作機制是提取價值（value），也即是將以（用金錢）購買的勞 工來從事生產，然後生產出同時有實用價值及交換價值的商品，再在市場上賺取工錢及交換價值之間的差額。這個價值還只是基於「勞工」（labour power）與「商品」之間的互動，「商品」和「金錢」在市場上的流通（circulation）。

不過，今天我們的經濟已不單純跟你玩這個遊戲，金錢變成了一個直接操縱的、貿易的物件。在結構上，我們可以想像，在原本的生產模式上面，增生了另一 層面的經濟，而這新的經濟（也即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金融業變相成了主導者。上層並不能清楚地和下層分開，事實是，我們見到一個很有趣的邏輯：它將下層的勞 動生產完全吸納進去，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便是上世紀後期，率先在美國開始實行的退休基金（pension fund，香港稱「強積金」），也即是將勞動生產巧妙地（或無可奈何地）整體化。在這樣的一個經濟體系裏，我們見到一種新的無產階級化 （proletarianization）。

在馬克思的詞彙裏，無產階級並不是勞動階級（working class），而是被去技術化（deskilled）的勞動者。當傳統的工匠進入工廠之後，他們漸漸地失去了技術，因為取而代之的只是和機器之間沉悶的配 合（並不是互動）。即是說，在這種生產模式面前，一個手工技術超卓的工人和一個剛成年（或者未成年）的新手沒有很大的分別。

在這個新的生產模式，我們似乎學會很多技術，最明顯的是學會操作很多（很快又要更新）的電腦軟件。這些不斷被取代的技術，並沒有找到發揮餘地；在社 會生產幾乎全面地財務化（financialization）時，年輕人已經很難有實踐的空間。他們被剝奪了任何實踐的機會，變成只成為了上層經濟的附屬 品；就算是找到實踐機會的，也只是一個被雙重剝削的對象── 在勞工經濟加上金融經濟：一個辛勞地謀生的人，一夜之間發現自己的成果完全蒸發。

金融經濟變得愈來愈猖獗，在香港，我們屢見不鮮：借殼上市，或者以其他手段用一些毫無價值的公司變成金錢吸石；各種各樣的貿易如算法貿易 （algorithmic trading）、噪音交易（noise trading）已凌駕在交易者有限的理解之內（也即是「失控」）；那些擅長狙擊的投機者（speculator）我們稱之為股「神」。我們察覺不到這種 愚昧嗎？法國哲學家Bernard Stiegler稱之為黑手黨資本主義（Mafia capitalism）最為恰當，它的特點是短期主義（short-termism），也即只是考慮當前的利益而無顧整體的經濟發展；而同時，當權者── 也即是這種短期主義的得益者，也只能以短期主義去解決當前的危機：例如承諾加強規管。

佔據華爾街，作為馬德里示威、倫敦暴亂，甚至是「阿拉伯之春」的延續，告訴我們：必須重新檢查在這種生產環境下的脆弱的社會關係，以及一切被合法化 的剝削。在美國，予人超卓位置的華爾街，今天被佔據、被聲討，它同時也給我們一個新的想像：我們需要這種資本主義嗎？我們需要這種金融經濟嗎？這種否定 （negation）似乎超越了我們以往的想像，特別是在共產主義相繼破產而新自由主義崛起的年代裏，一種類似於革命性的否定。

這些運動，在香港能找到回應嗎？在這個城市裏，不少「馬克思主義者」每天都在盯著外匯匯率和股票價格，而大部分從事金融業或者至少涉足金融業的人， 能在這場運動裏察覺到我們早被扭曲了的社會現實？我們能想像一個沒有金融業的香港嗎？要留意的是，這並不是一個左或右的分別，而是一個關於想像的課題。

當「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我們不得不去發現以及實現一種新的想像了。而事實上，我們必須醒覺：華爾街和交易廣場，並沒有距離。

刊於10月13日《明報》

揭竿式民主：香港與全球佔領的形式

(圖為今年中在西班牙馬德里的示威，Democracia Real Ya，即Real Democracy Now)

揭竿式民主：香港與全球佔領的形式
黃宇軒
2011-10-16 uploaded

(本文主要參考左翼地理學者 Erik Swyngedouw在 RGS-IBG conference2011的報告，題為 "Interrogating post-democracy: reclaiming equality"，該文現在已出版，可在此下載。Insurgent Democracy一詞出自該文章，我隨意把它譯為揭竿式民主)

如果許煜早前所寫的《華爾街和交易廣場的距離》是 嘗試佔領運動填上屬於香港的特定內涵，本文就希望思考佔領的形式(form)。正如許多政治經濟學家分析，資本主義與金融本身就極依賴不均衡發展，因此它 在不同地方必然顯現出不同形式的弊病，配合當地的權力結構與歷史，產生出特定的剝削形態。相對於此，在後金融海嘯時代，回應這些狀態的社會運動，在形式上 卻顯現出頗為一致的形態，而10月15日的全球佔領運動，可謂確認這種形式的高峰點，在此我們暫稱之為揭竿式民主(insurgent democracy)。雖然各地經濟模態差異極大，揭竿式民主運動的分析可讓我們知道，支撐起這個全球制度的政治權力卻大同小異，都是透過激烈的去政治化過程來掩埋矛盾；而揭竿式民主正是針對這種政治模式。

所謂的去政治化過程，往往將政府的政治角角易名為管治或治理(governance)，將大量制度設計的精力投 放在管制(controlling)和操控(policing) 之上，以用最快的速度製造共識。城市建設也參與在這過程中：如果城邦(polis) 的原意是一個讓不同意見相互碰撞的空間，今天的都市卻是為了盡快將碰撞消音，假設了共識就是讓城市作為競爭策略的一部份；剩下的就是行政 (managerial)、技巧(technical)和組織(organizational)上的工作，所以我們才日夜聽到一些不斷重覆的詞彙，諸如具 創意、具競爭力、可持續發展等。原來關乎價值碰撞的政治，由此被以共識作主導的管理所取代。幾位當代政治理論家都有詳細分析這減滅異議的過程，稱之為後政 治或後民主狀況。這稱狀況雖然壓抑異議，卻時時依靠民粹修辭來管治。近年香港政府在推行政策上亦愈見常用「共識」消音，刻意逃避衝突的立場。揭竿式民主在 全球廣泛出現，正正就是被行政與去政治化程序壓倒的異議，來一場被壓抑的回歸(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走到街頭，佔領地方，利用直接行動與當權者面對面碰撞，干擾制度的順暢運行，這種在全球近乎一致出現的抗爭範式，正正是為了重新啟動已消失良久的政 治，讓被正規政治過程消磨了的異議得以在實際空間中展演(stage)。哲學家Michel Foucault的一句話很能捕捉這種運動形式的精神：民眾就是那些拒絕成為「人口」的人們，他們要干擾制度暢順運行。所謂的「人口」，就是一個假設一切都有共識的政府，在治理時眼中的對象，儼如螻蟻，只是馴服的對象。而民眾，就是民主的真正主體，既然現有的體制制度性地防止他們的立場佔有一席，他們就在世上不同的廣場上演民主。

今年5月15日開始在西班牙不斷湧現跨階層、跨年齡的百萬人示威與佔領(10月15日全球佔領中馬德里的廣場特別耀目，絕不是一朝一夕的成果)，所 用的一個口號，簡單地說明了2011年一波又一波運動的要求：Democracia Real Ya! (Democracy Now；現在，就要民主！)。正如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燴炙人口的標語所示，99%與1%指涉的不僅是財富，而是當代政治(即使是有正式代議民主的國家)， 有系統地將大多數人排除在外，僅僅將他們視作「人口」。民眾想要在臃腫而去政治化的地方，要求真正而現在就實現的民主， 就只能透過突發(outburst)、干擾故有而麻木的秩序、佔據物理場所，先展演(stage)異議，繼而主動製造(produce) 真正而現在就有的民主空間，說明在行政人員、經濟分析師、各式各樣專家與代理人之外，被強行製造的共識社會中還有不滿現狀而充滿激情的政治主題。這就是揭 竿式民主，實質的動亂與反叛，成為2011年各地政治運動廣泛出現的形式，背後一致的邏輯。

如果這一年香港的社會運動被主流媒體與政客指為有激進化的趨勢，那只代表這個城市的政治行動在與全球民眾同呼吸，一步步實驗與實踐揭竿式民主。孔誥烽在明報的文章指 出2011年「可能是1848年以1968年為中介的再次回魂」，我們應拭目以待2011年的運動將引領世界往何方。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1848年時香 港只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割讓地，1968年時只是冷戰下的殖民城市，2011年的今天，香港加入佔領運動就是意義非凡，因它真正自主地走進浩浩蕩蕩的世界潮 流，參與進不斷開展而未寫定的歷史之中(當然，辯證地看，這也是香港在經濟領域上成了全球金融城市之歷史道路的背反，它在這波運動中本來就應有重要的角 色)。最後不怕重覆，僅以Jacque Ranciere的一句，來說明佔領與揭竿式民主作為政治行動的本質：

「轉換被指配位置的個體，或改變一個地方的命定目標，就是政治行動。政治行動將無關痛癢、不被看見的變成顯現的，在原本只有噪音的地方，讓我們聽見論述。」

原文 inmedia

香港人為何要「佔領中環」？黃洋達

有些聲音認為，「佔領中環」行動，沒有本土角度，仍有不少香港人認為事不關己。小弟拋磚引玉，講講香港人為何要支持佔領行動！

佔領華爾街，有幾個主要訴求，反對金融霸權，財富壟斷；金權同流，企業以財力私有化民主選舉；政府放縱華爾街賭客豪賭，最後由納稅人埋單付帳。另外，也反思全球資本體系，對第三世界勞工造成的剝削，及對環境的傷害。

香港人為何要佔領中環？

1，樓市經濟，是港式財富壟斷的體現，我們一直在進行反對地產霸權的運動，正是控訴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政府剛推出的施政報告，再次以「復建居屋」耍花招，對公屋供應不足，入息限制太苛刻等問題，視而不見，繼續迫市民「上車」，進貢房產業，單是這點，已足以讓我們出來佔領中環。

2，論金權同流、官商勾結，美國也不過是暗中進行，香港卻是明擺著，財團比公民有更大的「選舉權利」。功能組別，一般市民無權投票，選票掌握在企業組織手上，在某些組別，有些財團甚至可以開設子公司，以掌控更多選票，單是「長和系」就掌有十多廿票，這是明擺著的企業治港。

3，所謂有強姦無焗賭，香港卻有焗賭，通過「強積金」，迫使打工仔的薪金，投進資本市場，進貢金融業人士，付鉅額手續費。我們無法取回強積金，焗住投往賭 場，我們甚至不能仔細的選擇投資組合，無法避免地投資了「恣意裁員的匯豐（005）」，還有「壓搾小商戶的領匯（823）」，被迫變了幫兇。

香港向來沒所謂左右之爭，這不是一場反市場經濟的運動，這是一場自由之戰。

香港大部份人都信奉自由主義（liberalism)，金融權霸侵害的正正是「自由」，我們相信市場經濟，但在官商勾結的社會，企業大到不能倒的社會，市場已無法自由運作，市民已沒有不投資、不置業的自由。

當「做死，就是香港精神」的中環價值橫行，10月15日，你能夠不出來，佔領中環嗎？

一場非傳統的社會運動

佔領華爾街與不滿之年

歷史會記載著，2011年是不滿之年，是這個世代/時代的1968年。

纽约華爾街旁公園的青年們是這場抗議的遲到者。在此之前，埃及、突尼西亚、馬德里、智利、倫敦的青年們都已經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對體制的憤怒與無奈。他們怒吼的對象既是全球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新 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表現在巨大的社會不平等和嚴重青年失業，也是無力解決問題的政治體制──阿拉伯青年們是要揭露獨裁者的謊言與腐敗，倫敦與 美國的青年們則是要挑戰無能回應人民要求的現行民主體制。

這些反抗行動展現出憤怒的不同面相：埃及與突尼西亞是推翻政權的革命，倫敦青年們是無秩序的騷亂，佔領華爾街則是一場社會運動，雖然是一場非傳統的社會運動。

佔領華爾街行動面臨主流媒體、甚至傳統左派的主要批評，是他們缺乏具體的目標與訴求。然而，這個模糊與曖昧性正是這群抗議青年一開始所要的。

最 早發起這個運動的雜誌Adbuster就說，「在運動成氣候之前，提出具體目標是沒有意義的。所以，開始的目標就是占領本身——占領意味著直接民主，而直接民主有可能產生特定目標，也可能不。那些主流媒體不停地問什麽是目標，他們錯了。」意思是，抗議青年們意欲透過「佔領」本身形成一場對體制反思的運動， 並且在佔領過程中，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去討論問題、目標與策略。而這個過程就是一種民主實踐。

然而，這群青年安那其並非沒有目標，他們要傳遞的訊息其實非常清楚：是美國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失靈，一如他們的主要口號：「我們是社會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大眾，而我們無法繼續容忍金字塔頂端百分之一富人的貪婪與腐敗。」

的確，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Joseph Stliglitz 在佔領華爾街的現場就說：「金融市場本該配置資本並管理風險，但現在他們卻錯置資本，引發風險，這是一個將利潤私有化，將成本社會化的 體系。這是種扭曲變形的經濟，我們如果繼續與這種體系共存，就不會有經濟增長，也無法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

再者，美國的 貧富不均日益嚴重。最富有的百分之一如今握有全國百分之四十的財富，而這個比例在二十五年前是百分之三十三；相對的，中產階級在過去二十五年的收入卻是縮 水了。目前二十五歲以下大學畢業生失業率是9.6%，高中畢業生失業率是21.6%。更不要說還有許多找到工作，但是非常低薪的工作。

扭曲的經濟體系與不公平的社會分配的另一面，是美國民主早已淪為金權民主，金錢力量深深操縱政治過程與政策制定，所以這個民主體制無法回應百分之九十九人民的真正需求。

所 以，佔領華爾街的青年們有不滿的方向與目標，只是缺乏改革的具體政策。但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為他們不滿是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一如1968年法 國街頭的反叛青年，或者1999年西雅圖街頭上的反全球化青年，他們對整個體制不滿，並且未必有具體的改革方案（其實是有五花八門的提案），但他們追求的 是去「想像另一種可能」，並且要透過廣場進行直接民主的討論，去落實這種想像力，去慢慢形成新的共識。普林斯頓大學知名教授Cornel West就說，這場運動的意義不是去談一堆政策建議，而是一場「民主覺醒」(democratic awakening)。或者如一個參與者所說：他們的要求是大家去思考體制的根本問題，而不只是講出癥狀；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場給出答案的運動，而是提出正 確的問題。更何況，提出立法方案並非抗議者的責任，而是相關決策者。

事實上，佔領者所抗議的諸多問題，在世紀初的反全球化運動就已經在各種標語與論述小冊子中被提出、被討論，只是在那個還是經濟景氣美好的時代，主流體制摀起他們的耳朵。直到這場金融危機讓這些憤怒者的預言都實現；現在，人們終於聽見他們的聲音了。

當 然，一場缺乏具體目標的抗議運動最終可能只是一場浪漫的激情；要改變世界的社會運動可能更需要一場持久戰，需要草根組織與不停的戰鬥，而不只是令人熱血沸騰的「廣場」。不過，這場佔領華爾街運動目前已經有許多工會和親民主黨的自由派組織加入，他們可能形成一個更廣大的聯盟：抗議青年們點燃了怒火，接下來該 各個組織性團體接棒去推動改革方案。

一如六零年代學運領袖、現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吉特林對這場運動的評論所說：「憤怒不會改變國家，但會激發運動，而運動可以改變國家。」

1968 年的全球青年反抗運動中，戒嚴的黑暗時代中的台灣缺席了。2011年的台灣呢？我們不也是面臨和其他不滿青年一樣的問題嗎：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青年貧窮 化、嚴重偏向富人的稅制、財團的無盡貪婪（他們不斷地炒地皮、開發東海岸…..）、以及一個不能真正面對人民需求的空洞民主。

台灣的青年們已經開始謀畫他們的佔領行動了……

(原文刊登於中國時報專欄2011/10/12，這是完整版 facebook )

社會運動不是觀念藝術及表演！南方朔

【明報專訊】

人們一定知道，現在這個時代早已有了兩個關鍵詞！「動作」（Action） 及「新聞事件」（Event），因此我們常常聽人說，「做一個動作」，也常聽人在談公共事務時會說「把它變成新聞事件」。

而這兩個關鍵詞的出現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現在早已進入了媒體時代，媒體時代發展到最後就會「任何問題如果存在就一定要先存在於媒體上，不存在於媒體上就是 不存在」。今天各國的政府拚了命的在搞各種快樂及國泰民安的活動，因為透過媒體的傳播，人們就會真的以為現在是國泰民安，一片歌舞昇平。因此意大利思想家 艾柯（Umberto Eco）遂說媒體由於是在創造這種「快樂的民粹主義」，它們已成了實質的統治者。用另外的話來說，政府、媒體、廣告師這些角色已形成了一個扮快樂、扮時 尚、扮酷的「國家酷機器」（National cool machine）。

缺乏真實信仰者 靠新聞事件鼓動人們

對統治者而言，虛擬即真實，對社會運動家而言，他們當然也變得和以前不再一樣。以前從事社會運動的，由於冒着生命的危險，不是有很強的信念者不可能加入，加 入後也必須秘密為之，許多秘密者結成秘密組織。而到了當代，進入「新社會運動」階段，統治者已不必抓人，已可靠着媒體來進行社會控制，而且社會的多元化也 可吸收及抵消掉許多社會不滿，於是社會運動也變了！

（一）社會運動已少了「真實的信仰者」（True believer），而是由四分五裂的不滿者所組成，由於他們四分五裂造不出勢，於是這種社會運動就必須和「國家酷機器」打對台。要在媒體上製造出夠大的 「新聞事件」，藉着新聞事件來鼓動人們對不滿的熱情。於是社會運動的核心遂由運動家往新聞事件製造家這邊移轉。媒體已成了最重要的鬥爭場域。

（二） 社會運動由於不是「真實的信仰者」為核心，因此對訴求的問題已提不出腹案，而且有了腹案，運動就會具體化，一旦具體化以後反而容易有被攻擊及瞎扯濫打的可 能，後續群眾參加的即可能減少。因此，對運動的造勢者而言，該運動不落實，只是保持人們的不滿情緒，在策略上其實是有用的，人們的不滿情緒可以一直保持， 運動即可以一直持續下去。社會運動經過這樣的發展，過程這種原本只是階段的東西，遂反過來成了目的。目的變得模糊，過程中的造勢反而成了目的，這是嚴重的 缺失，對於沒有目標的群眾運動，人們不滿的熱情到底能維持多久？

（三）近代的藝術早已脫技藝化，以前的畫家必須有高難度的水墨及油畫技巧， 以前的其他藝術也要有極強的工藝訓練，但到了1960年代，新的藝術說法已將以前的技藝比重降低，而將藝術的話題比重放大，前衛藝術家如何製造「新聞事 件」儼然已成了新的方向。這也就是說媒體時代的價值觀不但影響到各國當權者，影響到社會運動，同樣也影響到當代造型藝術及表演藝術。而這種合流，在 1957年已告出現，當時歐洲若干前衛藝術家發起「國際情境主義運動」（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認為可以靠着情境的創造而製造出不滿運動，他們認為可藉着無政府主義、達達主義，以及後來的嬉痞（Hippies）、雅痞 （Yuppies）、什麼叛客（Punk）等風格來創造不滿的情境。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乃是加拿大的《廣告破壞者雜誌》（Adbusters），該 雜誌的發行人拉森（Kalle Lasn）就指出過，社會運動家就是在搞一場觀念藝術活動，也是在搞一場表演藝術的大型表演。

當代的社會運動已愈來愈困難，當代社會雖然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但貧者畢竟沒到路有凍死骨的程度，而且當代的價值觀及社會控制增強，人們也相信窮人是自己不努力所致。 這種價值的扭曲，已使得社會變得很冷漠，大家都對別人的不幸不再關心。在這種冷漠時代想要燃起人們心中的正義感的確愈來愈難。

這次「佔領華爾街」運動，能夠找到「他們1%，我們都是99%」這個主題標幟，帶動出美國人及全世界的不滿，的確很不容易。我們不能不承認，就社會運動的發起而論，它的確很有創意。

不談具體政策 群眾熱情難持久

可是前面已指出過，社會運動有許多種類。有些運動是在反對某種很難定義的時代氣氛，由於這種不滿很大而且也很難定義，群眾運動遂比較容易一直搞下去。但像貧 富不均這種題目，它除了是一種不滿的情緒外，它同時也是個公共議題，它涉及財稅政策、社會政策等體制與政策的改革，運動一定要相當壯大，最後變成一股政治 力量，迫使政府及國會調整政策。這種社會運動，以虛的不滿開始，最後一定要落實到具體的政策上，如果實的政策不談，群眾的情緒又能維持多久？

現在已到了媒體時代，媒體時代會扭曲很多事情。媒體時代會鼓勵出人們務虛不務實的風氣，搞政治的當權者會忙着做秀，會誤以為做秀就是在做事；媒體時代也會扭 曲社會運動，誤以為「新聞事件」就是社會運動的目的。問題是新聞鬧得再大，如果沒有落實為改革又有什麼用？社會運動畢竟不是觀念藝術和表演啊！

南方朔《亞洲週刊》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