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佔領開始當天，電視新聞訪問了幾位左翼人士，他們說佔領並不是要消除金融業，而只是要改變資本主義當前的狀態。這聽起來很合情理，因為我們都知道香港是金融中心、金融是香港最重要的經濟支柱；如果香港失去了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計其數的外資公司會撤出香港，而近乎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也會相繼失業。可是，這最危險的地方是它意味著一種犬儒式的矛盾﹕拿著「打倒資本主義」的牌匾卻聲稱並不是要「打倒資本主義」。這種矛盾令人沮喪﹕我們幾乎完全地喪失了想像── 一個開放的未來的想像。當右翼以及改良主義者不斷地攻擊佔領者﹕你們到底要甚麽改變？而事實上往往也是﹕我們其實都不知道。這不但不是一個問題，而且是必須堅持的東西，因為只有不知道才能引導我們到一個新的、理想的地點﹕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巨大的轉變，而下一步應該怎樣，其實現在並不需要，也不可能知道。
我們的想像早在很多年前己徹底屈服於一種民主資本主義的一種意識形態，我在這裡暫稱之為「自由意識形態」(liberal ideology)。「自由意識形態」所堅持的是幾個很簡單的公理（axioms）﹕自由、公平、民主。我沒有否定它們，就好像太陽從東邊昇起一樣；但它們最多只是簡單的邏輯而已，而我們必須要進一步理解的是辯證（dialectics)。辯證並不是哲學常識裡的正反合方程式 （thesis + antithesis = synthesis），而是事物內在發展的矛盾。我並無意要冒犯雷曼苦主，相反我很同情他們，然而我不得不在這裡以他們作為例子。在十月十五日的論壇上， 一名雷曼苦主上台發言，他最後呼籲的是炒樓、炒股票都沒有所謂，最重要的是一個公平的市場。這看起來似乎合情合理，而且迎合先前提到的自由意識型態，但問題是如果炒炒賣賣可以被容許，怎麽可能出現一個公平的市場呢？
人們太容易將這些公理當成真理的全部，卻不知道我們最多只是談論最表面的東西，而這危險的地方就是它們將我們陷入一種意識形態裡，以為那就是目的地；但更危險的，是它讓我們看不到意識形態的另一個特點﹕它必須否定(negate)自己──這也便是「邏輯」和「辯證」的分別。這個否定，幾乎是所有資本主義生存的原則：它只有否定自己才能進化。故此，當無政府主義者掉以輕心，就很容易變成紋有大麻葉、佔屋自樂的嬉皮士；當綠色抗爭者不留意時，就會變成為很前衛的小資產階級，以購買有機農產品為樂。歷史上，一九六八年的法國學生運動所帶進來的「藝術性的批判」（critique artistique），也為資本主義提供了自救的能量[1]。我不是以一個犬儒的姿態去否定所有改良的、進步的東西，而是要求一個全面的批判 （total critique) 或者日常生活的批判（critique of quotidian life)；它容許我們去發展新的想像，而不是永遠生活在既定的公理裡面[2]。
現在我們可以有無數的訴求，正如雷曼苦主、外勞、工會等等，這些是必要的，也提供了多方面的批判。不過，對於期待更深遠的人，我們必須坦白地承認， 我們其實沒有一個很確切的目標。因為任何這樣的目標（除非是打倒資本主義），最終只是修修補補而已。一個最佳的例子就是二零零八年歐美各國注資銀行，表面上是一些凱恩斯主義的姿態，但骨子裡仍是為了保存新自由主義。故此無論是奧巴馬、卡梅倫，抑或是薩爾科齊，我們見到的仍然只是新自由主義變本加厲地延續下去[3]。又例如，曾蔭權的新房屋政策，你真的認為這個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生態嗎？最後當樓價下跌到「合理水平」的時候，政府又會停建居屋，地產霸權的烈焰又再次昇起。
當人們能接受不需要確切的目標的時候，想像就真正開始﹕無限的訴求(infinitively demanding)。佔領中斷了我們固有的操作手法，並開拓了一個新的思考空間。我想許多人並未能真正領會這樣的驚嘆﹕「佔領竟然可以在香港發生！」。 要留意「佔領」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反抗行動，例如駐地留守 、保衛家園。傳媒的鏡頭永遠只會將「佔領」視為抗爭，而無法理解「佔領」實踐上的多層意義。最基本的，是它嘗試顛覆空間既定的符號（symbol)，例如將一個辦公室當成了住所，將那裡工作的人當成客人或者入侵者，於是人們重新建立空間的秩序，行動者重新去論釋空間、物件的使用，使他們從一個使用者、消費者的被動身分，重奪（re-claim) 他們的主權。
一九六七年，處境主義者Guy Debord為我們描述了所有勞動生產出來的物質，如何構成了一個景觀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商品、廣告的燈光、色調所呈現出來的是西方哲學的弱點： 以視覺為主的理論。景觀並不是影像這麽簡單，而是抽象的社會關係，即Weltanschauung（大致意思為對世界的直觀認識）。我們必須重奪對景觀的改造，容許生產一種新的社會關係，就好如菲律賓移工用她們的身體在每個週末完全地佔領中環，幾乎改變所有空間的用途；但同時，我們也要小心其中的矛盾，因為它很容易會變成另一個遊客必到的景觀。相比之下，佔領是一個有自覺性的實驗，它容許人們去重新生產社會關係，定義民主、個體、集體等社會範疇 (social categories)，以及金錢、交換、共同等經濟範疇（economic categories)。比方說，在一個佔領的地方，人們如何視投票民主為次要，而去實行共識民主(最能磨鍊耐性的活動)；如何去取消「金錢＝商品／服務」這種經濟模式，而實行禮物經濟(gift economy)；如何從超越財產（properties)，而理解共同（commons）；參與者不再視大家每件事都要規管的小孩（ 就好像香港社會上無處不在的「警察秩序」一樣，連在沙灘上「不准玩沙」這種標語也寫得出來），而是互相視對方為成年人。
如果我們現在去定義一個剛開始的「佔領」運動是言之過早，但將其僅僅視為一場普通的抗爭也是一種忽略或無知(ignorance)。 佔領的人並不只是在表達一種不同的意見，而是在示範另一種可能。 不過我們要留意佔領同時也可能像是一個「營」（camp)，營外的人未必能真正理解營裡發生的事，就好像路過的人好奇地拿起相機拍攝一樣。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儘量「包容」的營？也即是說營內外如何建立一種「非景觀」的關係，這也便是另一個「辯證」。這些問題也必須回到剛才所說的「禮物經濟」、「共同」等經濟範疇﹕公共學校、技能交換等等。我期待「佔領」到最後並不是去要求某個特定(concrete)訴求的運動，而是一種更抽象的東西﹕能量或潛能 （potential)。就好像飽和的溶液（saturated solution)，慢慢地結晶，不斷地將熱傳到附近的離子，建立新的鍵(bonding)，最後它將散佈在各個時空﹕「在地鐵裡，我們再也看不到令人跼促不安的螢幕、如往常般妨礙行人的動作。陌生的人們彼此傾談，不再互相攻擊。同志們正在街角密商。大街上有更大的集會，正在進行嚴肅的討論。一個又一個的城市中，攻擊正開展開。新的兵營被掠奪，繼之焚燬。被逐出的公寓住戶不再和市政府協商──他們直接進駐。 」[4]
史賓諾沙有一句名言：「我們不知道身體能做甚麽」（ We don't really know what a body can do）。身體是我們最接近卻又是最陌生的東西。身體並不是解剖學、生物學所告訴我們那樣的，相反地，在那裡，作為一個整體我們可以找到無限的可能性。也即是說，我們能做甚麽必須超越現存的操作和邏輯，前提是如果我們還有想像。
[1] Jacques Rancière, Mai 68 Revu et Corrigé, 2008
[2]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1976
[3] Rémy Herrera, Réflexions sur la crise et ses effets , 2011
[4] 《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推翻手冊》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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