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非傳統的社會運動

佔領華爾街與不滿之年

歷史會記載著，2011年是不滿之年，是這個世代/時代的1968年。

纽约華爾街旁公園的青年們是這場抗議的遲到者。在此之前，埃及、突尼西亚、馬德里、智利、倫敦的青年們都已經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對體制的憤怒與無奈。他們怒吼的對象既是全球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新 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表現在巨大的社會不平等和嚴重青年失業，也是無力解決問題的政治體制──阿拉伯青年們是要揭露獨裁者的謊言與腐敗，倫敦與 美國的青年們則是要挑戰無能回應人民要求的現行民主體制。

這些反抗行動展現出憤怒的不同面相：埃及與突尼西亞是推翻政權的革命，倫敦青年們是無秩序的騷亂，佔領華爾街則是一場社會運動，雖然是一場非傳統的社會運動。

佔領華爾街行動面臨主流媒體、甚至傳統左派的主要批評，是他們缺乏具體的目標與訴求。然而，這個模糊與曖昧性正是這群抗議青年一開始所要的。

最 早發起這個運動的雜誌Adbuster就說，「在運動成氣候之前，提出具體目標是沒有意義的。所以，開始的目標就是占領本身——占領意味著直接民主，而直接民主有可能產生特定目標，也可能不。那些主流媒體不停地問什麽是目標，他們錯了。」意思是，抗議青年們意欲透過「佔領」本身形成一場對體制反思的運動， 並且在佔領過程中，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去討論問題、目標與策略。而這個過程就是一種民主實踐。

然而，這群青年安那其並非沒有目標，他們要傳遞的訊息其實非常清楚：是美國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失靈，一如他們的主要口號：「我們是社會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大眾，而我們無法繼續容忍金字塔頂端百分之一富人的貪婪與腐敗。」

的確，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Joseph Stliglitz 在佔領華爾街的現場就說：「金融市場本該配置資本並管理風險，但現在他們卻錯置資本，引發風險，這是一個將利潤私有化，將成本社會化的 體系。這是種扭曲變形的經濟，我們如果繼續與這種體系共存，就不會有經濟增長，也無法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

再者，美國的 貧富不均日益嚴重。最富有的百分之一如今握有全國百分之四十的財富，而這個比例在二十五年前是百分之三十三；相對的，中產階級在過去二十五年的收入卻是縮 水了。目前二十五歲以下大學畢業生失業率是9.6%，高中畢業生失業率是21.6%。更不要說還有許多找到工作，但是非常低薪的工作。

扭曲的經濟體系與不公平的社會分配的另一面，是美國民主早已淪為金權民主，金錢力量深深操縱政治過程與政策制定，所以這個民主體制無法回應百分之九十九人民的真正需求。

所 以，佔領華爾街的青年們有不滿的方向與目標，只是缺乏改革的具體政策。但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為他們不滿是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一如1968年法 國街頭的反叛青年，或者1999年西雅圖街頭上的反全球化青年，他們對整個體制不滿，並且未必有具體的改革方案（其實是有五花八門的提案），但他們追求的 是去「想像另一種可能」，並且要透過廣場進行直接民主的討論，去落實這種想像力，去慢慢形成新的共識。普林斯頓大學知名教授Cornel West就說，這場運動的意義不是去談一堆政策建議，而是一場「民主覺醒」(democratic awakening)。或者如一個參與者所說：他們的要求是大家去思考體制的根本問題，而不只是講出癥狀；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場給出答案的運動，而是提出正 確的問題。更何況，提出立法方案並非抗議者的責任，而是相關決策者。

事實上，佔領者所抗議的諸多問題，在世紀初的反全球化運動就已經在各種標語與論述小冊子中被提出、被討論，只是在那個還是經濟景氣美好的時代，主流體制摀起他們的耳朵。直到這場金融危機讓這些憤怒者的預言都實現；現在，人們終於聽見他們的聲音了。

當 然，一場缺乏具體目標的抗議運動最終可能只是一場浪漫的激情；要改變世界的社會運動可能更需要一場持久戰，需要草根組織與不停的戰鬥，而不只是令人熱血沸騰的「廣場」。不過，這場佔領華爾街運動目前已經有許多工會和親民主黨的自由派組織加入，他們可能形成一個更廣大的聯盟：抗議青年們點燃了怒火，接下來該 各個組織性團體接棒去推動改革方案。

一如六零年代學運領袖、現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吉特林對這場運動的評論所說：「憤怒不會改變國家，但會激發運動，而運動可以改變國家。」

1968 年的全球青年反抗運動中，戒嚴的黑暗時代中的台灣缺席了。2011年的台灣呢？我們不也是面臨和其他不滿青年一樣的問題嗎：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青年貧窮 化、嚴重偏向富人的稅制、財團的無盡貪婪（他們不斷地炒地皮、開發東海岸…..）、以及一個不能真正面對人民需求的空洞民主。

台灣的青年們已經開始謀畫他們的佔領行動了……

(原文刊登於中國時報專欄2011/10/12，這是完整版 facebook )